什麼時候才會出現「東方世紀」，我不敢預測。
我敢預測的是，從現在到二十一世紀初葉，誰會輕視日本的國力？
誰敢輕視中國大陸的軍力？誰能輕視亞洲四小龍的活力？
日本是「東方世紀」的推動者，四小龍是尖兵，中國大陸要努力變成後來居上的主將。
戰後四十多年來，日本、大陸與四小龍的實力，終於改變了西方人對東方的刻板印象。「東方」不再等於「貧窮」，「東方人」更不再是「懦弱」的代名詞。近半世紀來這一地區的大轉變引起了世人的注視。尤其令人深思的一個問題是：四小龍是如何崛起的？
在西方的學術世界裡，有所謂「日本通」、「中國通」，因此個別探討日本與中國各種層面的著作屢見不鮮。但是綜合討論「四小龍」的書則極為少見。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的新著正填補了這份空白。
把時間拉回到三十三年前的秋天，初去美國讀書，在「經濟發展」的課堂上，美國教授侃侃而談：「落後地區需要美國的援助。但為了要使美國納稅人的錢發揮效果，我們的政府要嚴格審查接受美援國家的條件。不具備這些條件的國家，沒有資格得到美援。」來自落後地區的十多位外籍學生緊張地等待這位教授的答案。他有條不紊的指出：受援國必須要有(1)高度的行政效率，(2)民主的政治制度，(3)清廉的政府，(4)有效的人口節育計畫，(5)普及的教育，(6)豐富的自然資源，(7)合理的軍事支出……。一等他講完，我就迫不及待地以生澀的英語說：「如果一個受援國具備這些條件，它已不是落後國家，它也不需接受美援了。」一位美國研究生更直接了當地補充：「我相信美國本身也不具備這些條件。」
經過這次課堂上的插曲，我就常對經濟發展理論上的「條件說」保持懷疑。因為，太多的「例外」就可以否定「條件說」的普遍性。
四小龍－－台灣、南韓、香港、新加坡－－高度持續的經濟成長，正提供了一個教科書上找不到活生生的「例外」。經濟發展理論上所列舉的條件，四小龍幾乎全不具備。
它們缺乏自然資源；缺乏資金、技術；也缺乏民主的傳統。台灣與南韓有龐大的軍事支出與戰爭威脅；香港、新加坡兩個彈丸之地沒有腹地；除南韓之外，人口密度都很高。然而二十年來，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地區可與四小龍的經濟指標相比擬。在一切先天不利、後天受限的條件下，「四小龍能，為什麼我們不能？」中國大陸、印尼、菲律賓、以及中南美各國都應當要這樣自問。
討論四小龍個別崛起的專書也不少。但是把四小龍放在一起，從科際整合觀點來相互比較，而又以日本經驗來貫穿全書，本書作者所採取的這種方法是一種很重要的突破；其所獲得的結論，也是一項很重要的貢獻。
這位精通中文(在台北曾以中文公開演講)，更精通日文的美國學者，對我們東方人來說，一點也不陌生，他十二年前的「日本第一」，不僅在稱讚日本，更在警惕美國。三年前寫的「廣東改革」不僅在稱讚廣東、更在警惕北京。相信他對鄧小平南巡深圳等區之後，要求加速經濟改革的話，一定會強烈的贊同。
在這本新書中，他以宏觀的角度，從歷史背景、文化特色、政治體制、經濟策略和社會現象等方面來評述四小龍的發展。對他的基本論點(第五章)，可以歸納為兩大類：
(1)五個有利的形勢因素：美援的提供、古老秩序的消失、政治和經濟上的迫切感、勞工階層的努力，以及日本經驗的模倣。
(2)四個制度上的因素：任用才俊的官僚體系、遴選人才的考試制度、強調團體意識的文化背景，以及追求自我改進。
傅高義認為：這二組因素在儒家文化的誘導下，相互結合，激發了四小龍的持續成長。
他在結論中很正確地指出，日本與四小龍正面臨三項新趨勢：廉價勞力時代結束後的調整、金融資產累積後運用與分配的挑戰，以及民眾追求民主所帶來的多元化訴求。
與其他歐美學者相比，傅高義教授的論述有值得推崇的特色。他從不以西方優越感的心態來分析東方問題，也不以一種所謂嚴謹的、但冰冷的架構作純理性的量性分析。兼通中文與日文，使傅高義可以深入東方社會，與各階層人士交換意見，瞭解影響社會發展的各種非經濟因素。因此，他的觀點有「人味」，引證的故事有「草根性」，提出的結論有「親切感」。
他來台北，最喜歡用中文交談，交談時又勤於筆記。對每一事物充滿好奇。他沒有名學者的傲慢態度，卻有大學者的謙虛風範。對他的著作，美國學術界的評論是「呈顯一種過人的洞察力。」
去年春天他到威斯康辛大學演講。介紹他時，我說：「傅高義教授最喜歡用中文來講東方問題。可惜，在美國中西部，他祇能很勉強用英文來演講。」東方的讀者不一定會完全同意他的觀點，但一定會推崇他是一位洞悉東方而且熱愛東方的社會學家。
此書英文原著由哈佛大學出版，大陸也將於近期出中文版，台灣的中文版由旅美譯作家賈士蘅女士譯出。透過她的譯筆，讀者更容易享受讀書的樂趣。
經由原著與中譯本的問世，四小龍的成功經驗更可以引起世人矚目。四小龍已經為未來的「東方世紀」作了開路的尖兵。可惜，面對經濟變局，這是一條走不完的路，以後的路將會更漫長、更艱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