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道理應用在一機構上，只憑良好的策略規劃和完備的管理系統，如果沒有動力推動，再完備的策略和組織，也是無能為力。在這譬喻中，良好的規劃和設計屬於能力，執行也屬於能力，真正的推動力量屬於權力，二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
人們常說管理的意義在於「群策群力以竟事功」，關鍵在於在此定義下的「事功」，它並不存在有一套「放之四海而皆俱，俟之百世而不惑」的標準。
在教室中，人們對於這一問題，有時是略而不談，似乎就是「追求利潤最大化」，不必多談；有時可能是列舉洋洋灑灑的企業經營目的，從追求地球生態之永續、社會良好運作、資源有效利用、顧客滿意、員工福祉以至於企業本身之財務績效等。孰不知，在現實環境中這種講法是空洞的：所謂「追求利潤最大化」只是古典經濟學用於分析上所根據的一個假設狀況；而上面所列林林總總的各種目的，不可能樣樣都要做，究竟採取何者，乃由握有權力者所決定。
僅僅就決定何者是企業真正的經營目的而言，就不是屬於單純的能力問題，而是背後誰掌握權力的問題。
遠的不說，僅就近幾個月來在台灣企業界所發生的幾件大事，都是屬於這一權力層次的問題，如鴻海入主日本夏普，日月光企圖購併矽品，長榮、泰山、台苯這幾家上市公司股權之爭，這些公司之今後經營發展方向與策略，勢必隨入主者不同而不同。
談能力，不能忽略權力
在這短文中，企圖將上述道理應用在培育企業人才的管理教育上。傳統上，後者所重視的，似乎只是能力，而將權力視為無物，或如上所述，將其歸於某種理論上的假設。事實上，只談能力的培育，而完全忽略背後權力的來源和其運作，這種管理教育乃建構在「權力真空」的前提上，在現實中是空洞而脫節的。
上面這種說法，不是沒有事實根據的。回顧發展不及60年的管理教育歷史，當初這種教育之出現與發展，乃和企業經營上「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之趨勢有關；二者背後所代表的，即是「權力」「能力」的分離。
早期管理教育所要培育的所謂「專業經理人」（professional manager），只顧到經營和管理的能力方面。我們只要回顧管理教育的內容，從科學管理，如動作與時間研究，作業管理以及全面品質管理之類，到1960年所重視的各種功能（如俗稱的產、銷、人、發、財之類）的管理，以至於1970年代之後興起的策略管理等，基本上都是建立在經濟理性和邏輯之上，經由市場機能以達到追求最大利潤目的，似乎都是自動進行，不存在權力者的因素。
管理教育，轉向培育領導者
誠然，專業經理人之存在價值在於擁有經營能力，問題是這種能力應用於企業決策及執行時，它和背後「權力者」之間存在有密切的關係，也就是「為誰而戰，為何而戰」的問題，在這上面，如果對於權力方面的略而不談，必然導致二者間的聯結產生嚴重問題。這也導致近年來所謂「代理人理論」（agency theory）以及整個「公司統理」（corporate governance）所要探討的課題，隨著社會情勢變遷而日趨重要。
具體言之，近年以來，企業經營目的已由追求投資者之財務性的利潤動機擴大追求社會性的「利害關係人群」福祉以及地球生態的「永續責任」。這樣一來，企業經營內容也隨之擴大，並不限於技術性或功能性之管理，因而包括有「公共政策」「企業倫理」與「企業社會責任」等。顯然地，有關這類問題之分析和取捨，並非憑什麼管理能力所能決定，而是取決於誰有權決定。
再者，管理教育之目的，近年以來，已非單純的培育專業經理人，而轉變為以培育「領導者」（leader）或「創業者」（entrepreneur）之趨勢。這種新型經營者，必須直接面對各式各樣的「利害關係人群」（stakeholders）。在這轉變下，即使一般管理問題，如具體方案之選擇以及經理人之任用及績效評估，利潤分配等——尤其近年來大家所強調的企業「願景」（vision）和「企業文化」（corporate culture）這類基本問題——不是只憑經理人的「能力」即可決定，而是取決於「權力者」的意向和價值判斷上。
這種狀況說明了，何以同樣問題的處理和解決，將會隨一家企業究竟是上市或非上市，公營或民營，家族或非家族，外資或本國之不同而不同。這種差異，不是來自書本上討論的最佳方案為何，而是隨著上屬企業之類別不同，握有決定權力者之性質與利害考慮不同所產生的結果。不幸地，在我們一般教科書中，這些差異似乎都不必考慮。
董事會，成為政治角力場所
總之，今日管理人才所面對的環境和問題之益形複雜，乃和權力者之多元化及複雜化有關，社會觀念與相應法律規範都發生巨大變化。今日對企業握有權力者，已非單純的投資者或股東，而包括代表勞工、婦女、環保、公益各種力量，使得當前的企業已由一種經濟性機構變為社會性機構，不同掌握權力者已非昔日單純投資者，而有如現實社會的縮影。
自某種觀點而言，原來屬於專業性和財務性的董事會，已漸漸變為政治性的折衷甚至角力場所。這種改變，自然對身為經營者的思維、眼界與能力產生重大的影響。
在這麼多的公公婆婆下，經理部門應該依照哪方利益和旨意從事管理工作，已遠超過傳統管理的層次和範疇。這時，所謂能力，也擴大及於對於政治權力的瞭解和因應在內。對應這種轉變，我們能不就管理教育的性質和內涵加以深層檢討和調整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