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與具體決策間存在鴻溝
值得注意的是，資源代表一種投入，並不等於產出的價值；因為由投入到產出，中間不但包括了選擇和組合資源的過程，還要應用技術和管理要素，而主導這一切活動的，還靠有眼光、願景、領導和想像力等方面的精神力量。將知識即直接等同於價值，乃是一種過於簡化而不切實際的想法。
舉例來說，近年來，我們很幸運地邀請到不同年度的經濟學諾貝爾獎得主來台演講。亳無疑問地，他們都是在經濟學領域內的知識巨人，然而我們未必能從他們的理論直接轉變可以應用於我們國計民生的「具體政策或措施」。因為任何具體的政策和措施，除理論外，還要考慮各種現實條件，包括政治社會狀況以及民情輿論等複雜因素。何況，即使在相同情況下，就可能隨著不同理論而產生不同的診斷和處方。這時，到底該採取哪一理論，仍然要靠當事人自己判斷和拿捏，而不是理論本身。
在這裡所要突顯的，就是在知識到具體決策之間，存在有極巨大而複雜的缺口。此時所需要的，已不是某種知識和理論本身，而是另外一套方法和能力，從實際情境去界定問題，然後整合手段和資源，發展為具體可行的方案，並予以有效執行。這一切所代表的，乃是一種實務方面的「專長」（expertise）、「訣竅」（knowhow），尤其「整合」（integration）的能力。不幸的是，在我們社會中，這種過程和能力常為人們所忽視。
在這短文中，企圖針對人們如何克服這種知識與實務間的缺口問題，舉出在不同時代和社會中曾經發展出三種不同的解決途徑。以這三個事例說明不同途徑背後產生的背景，特別是目前在台灣所採取「學者專家」這一途徑的吊詭。
以實用主義為基礎的管理顧問
首先要談的，就是發源於美國的管理顧問業，尤其是如Mckinsey、BCG和Bain這些以提供策略諮詢為主的管理顧問業。
這一行業之發展和存在，並非為開拓人類知識的新領域和新疆界，而是為特定客戶建議解決某些實務問題的辦法。
在此要說明的是，為何這種管理顧問服務會發源於美國，並歷經百年而不衰退，探究其根源，這和美國社會的主流思想和價值觀有關。
一方面，美國較之歐陸社會，對於所謂價值，傾向於「實用主義」（pragmatism）的哲學思想，例如皮爾斯（C.S. Peirce）、詹姆斯（W. James）和杜威（J. Dewey）等美國哲學大師，他們都強調事物價值乃建立在其實際效果上，而非意識型態上。
也是在這種觀念上，使得有關企業經營和管理方法獲得其地位和正當性，支持了管理得以成為一門學問，而且進入大學校園發展出以培育實務性人才的「MBA」教育。同時，這些優秀的MBA學生畢業後，也以投身上述管理顧問公司工作為他們的努力目標。
另一方面，美國社會又有其獨特的「專業主義」（professionalism）傳統，也就是對於社會有效運作具有重大影響力量的行業，賦以一種「專業」地位，並將從事這些行業者稱為「專業人員」（professional），如醫師、會計師、建築師之類，這些專業的一項特色，就是在執行其業務時，並非只靠師徒相承或操作手冊的「技藝」（craft），而屬於一種知識之適當運用，配合外界環境之時空條件，提出具體解決辦法。
在美國，由於上述「實用主義」思想之影響，使得管理被接受為一種專業，而前此所稱MBA教育，其目的即在於提供管理專業人才所需的一定之知識教育基礎；再者，為贏得客戶較大信任，使他們在從事業務時有較大發揮空間，管理顧問必須嚴格遵守一定之專業倫理，這是這一行業得以生存發展的必要條件。
明清「師爺」補科舉文官的不足
第二個事例，為在中國自明代中葉以至清朝，在政府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紹興師爺」。先說這種「師爺」，他們並非科舉出身的正式政府官員，而是由後者私人所邀聘，佐助上至督撫封彊大吏，下至州縣父母官，處理政府事務中有關刑名錢穀或奏摺文書方面事務，一般稱為「做幕」「佐幕」或「佐治」。
由於他們並非行政體系中之下屬，因此一般在主官口中尊稱這種師爺為「西賓」或「老夫子」。相對地，他們稱幕主為「東翁」或「東家」。表面上他們是以賓主相稱，但事實上他們屬於一種並無任期保障的顧問關係。
這種角色之重要，幾乎可以說在中國傳統科舉制度下是不可或缺的一環。原因在於，一般出身科舉的政府正式官員，所熟稔的，乃是四書五經或子曰詩云這一套，然而一旦外放，此時所面對的，卻是如徵糧課稅、審人判案、迎來送往，或上擬奏摺、下發告示這類工作，都非他們所長，非賴這些「師爺」幫忙不可。
實際上，這種師爺制度乃由政府機關中早已存在的胥吏演變而來。不過由於胥吏制度演變至明清時代，惡名昭彰。譬如明代開國之初，朱元璋曾下令不許胥吏者參加科舉考試，乾隆一代甚至嚴格將胥吏驅逐出部，因而發展出上述的師爺角色。
至於為什麼稱為「紹興師爺」，乃由於從事這種工作者，由於種種歷史和人文背景因素，幾乎都由浙江紹興人士壟斷。原因在於，擔任師爺者所具備的各種行政專長，當時並無學堂可以「學幕」。
由於各種歷史原因，造成紹興這一地區發展有「世代為幕」的傳統，當地人士可以透過師徒關係學習此種「幕道」，益以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以及桑梓和婚姻關係的牽引，幾乎壟斷了全國各地官場的幕業，以至於有所謂「無紹不成衙」之說。最後要談的，乃是在今天台灣對於應用知識以解決實務問題所採取的解決之道。
學者不了解實務卻參與決策
儘管今天我們的教育制度可以培育各方面的專才，又有文官考試甄選各類科人才，似乎不缺實務人才。然而在實際上，我們只要看到政府在有關政策法令之擬訂、採購案件之審決，以至於重大問題之研析等場合中，往往在正式政府公務人員體制外，還免不了出現有所謂「學者專家」的參與，扮演某種諮詢、顧問甚至決策之角色。此一狀況似乎和前此所稱美國的管理顧問或明清之紹興師爺十分類似。
以學者專家做為一種解決實務問題的角色來說，我們不禁要問，一般以教授出身為主的學者專家們所擁有的，是不是屬於實務性質上的專長？
再者，許多情況下，這些學者專家事前並沒有對於實際狀況有深入了解的機會。在這情況下，只憑開會時即席發言，而希望他們能對特定問題有深入了解，掌握關鍵，提出具體可行辦法，似乎是強人所難。
最嚴重者，在於責任和酬勞上，基本上學者專家在這些場合可以各抒其見，但他們並不像管理顧問或紹興師爺，對於所經手的案件必須承擔某些責任。一般所見的，只要出席了會議，簽了到，領取了象徵性的出席費，離開後，並無任何責任可言。
誠實地說，當前這種行之多年做法，表面上可對外聲稱，已徵詢學者專家意見，滿足形式上背書條件，代價也十分廉價。然而，如果我們深一層想，這一做法，是不是如本文開頭所稱，已真正解決了在知識和應用間所存在的鴻溝問題呢？
（作者為元智大學講座教授暨校聘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