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台灣人熱烈討論的薪資倒退，其實並不是台灣的獨特現象，早就已經是全球共通的問題。2013年8月，美國經濟政策研究所（EPI）一紙報告指出，美國實質薪資退回2000年水準，12年來多數勞工所得原地踏步。2013年日本勞工平均月薪31萬4054日圓（約台幣9萬3804元），創1990年以來新低。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歐洲。你恐怕很難想像，身為歐洲經濟火車頭、幾乎全歐失業率最低的德國勞動市場，低薪族數量卻是高得嚇人。
熟悉的中產階級時代，已經結束了
過去幾年歐債危機期間，德國經濟仍能維持成長，背後有項主要原因很諷刺，就是薪資成本低，使得出口競爭力提高。德國有所謂「短工」（mini-jobs）制度，容許雇主每月最多支付450歐元，且無需負擔員工的社福保險費用。德國聯邦統計局（Destatis）統計，2012年德國有將近800萬人，月薪不到450歐元（約台幣1萬7774元），從事極低薪或短工型態的工作，與20年前相比幾乎多了一倍。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德國專家凱普勒（Andreas Kappeler）就說：「德國在1985到2008年間，薪資高低差距的擴大幅度，是OECD國家之最。」而深受歐債陰霾影響的西班牙，過去幾年年輕人失業率甚至將近一半。西班牙EADA商學院與顧問公司ICSA聯合調查，2013年西班牙資深主管平均年收入仍增加近7％，至8萬330歐元。但一般勞工年收入則向下沉淪。中階主管年薪年減3％，至3萬6522歐元。其他基層雇員則年減0.4％，落至2萬1307歐元。
「過去7年間西班牙最慘的是一般基層雇員，購買力下降4.7％，但中階主管更慘，足足倒退8.6％，」EADA商學院教授科斯塔（Jordi Costa）接受西班牙媒體採訪時指出。
眼前所看到的，已經是一個跨國性的勞動市場崩壞。被《彭博商業週刊》譽為全美最炙手可熱的經濟學家柯文（Tyler Cowen），2011年出版《大停滯》一書時就指出，就業與薪資市場的秩序已徹底改變。過去人們習以為常的安穩中產階級時代，已經結束了，無論你的收入、你的生活，或是所能給予下一代的栽培，都不再保證安全穩當。
法國巴黎經濟學院學者皮凱提（Thomas Piketty）也在新書《二十一世紀資本論》（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暫譯）中表示，資本主義演變至今，透過資本利滾利收入的人，早已比依賴經濟增長的人，也就是一般的受薪階級，財富累積得更快。
三大結構性因素，讓各國都加不了薪
根據30個已開發國家組成的OECD統計，從1980年代開始，會員國的經濟收入中，勞工所分得的經濟果實「勞工占比」（labour share），就持續萎縮。1990年代初期，有66％經濟所得由勞工分享，到2000年代已經下滑至62％。意味著生產力成長無法轉換為薪資成長，更多流向資本家手中。《經濟學人》警告，隨著全球經濟成長放緩，未來勞工從經濟大餅中分到的比例，恐怕還會更少。
單一國家勞工難加薪或許是個案，但從美國、歐洲到亞洲，各國勞工都落入同樣困境，意味背後必然有結構性的原因。
衝擊1〉隱形雇用成本攀升，壓縮薪資增幅
首先是，隱形雇用成本不斷攀升。面對外界指摘不加薪，各國企業界經常喊冤是社福保險和稅收等隱形雇用成本不斷攀升，才壓縮實際薪資增幅。例如美國俗稱「歐巴馬健保」的「平價醫療法」（PPACA）自2014年1月1日上路。根據美國聯邦醫療服務中心估計，2021年前美國健保開支將攀升到近5兆美元。這筆鉅額開銷將擠壓基礎建設、軍備支出，有礙維持企業競爭力，也可能使所得不均擴大。
不過左派人士則主張，工會無能、政府傾向資方，才讓勞工成為犧牲者。以日本為例，工會組織年年按例「春鬥」，與雇主進行勞資談判，但過程往往流於形式，2002年來，春鬥談成的實質薪資調幅幾乎是零，直到今年才在安倍經濟學加持下出現轉機。
衝擊2〉窮國廉價勞工拉低全球薪資水準
第二個調薪難的原因是全球化襲捲。已開發國家勞工常把問題怪罪於窮國廉價勞工搶走原本屬於他們的工作，並拉低薪資水準。這說的沒錯，學界研究也證實全球化讓先進國家勞工首當其衝。
世界銀行前經濟學家、現任紐約城市大學教授米拉諾維奇，根據1988年～2008年間全球化對所得帶來的影響，把全世界分成兩組贏家和兩組輸家。兩組贏家分別是美國、歐洲、日本等已開發國家的富人，和中國、印度等新興經濟體的中產階級勞工。這兩組贏家都享受到了全球化帶來好處。
然而同時，先進國家與東歐國家的一般中產階級，以及非洲等地赤貧人口，卻成了全球化趨勢下的輸家。他們的所得停滯，甚至不增反減。
衝擊3〉科技崛起，大量取代勞力與腦力
第三個原因是科技日新月異，大量取代了人類的勞力與腦力。《大停滯》作者柯文2013年9月在新書《中等的結束》（Average is over，暫譯）中宣稱，自動化、科技化對於就業市場的衝擊才正要開始。從無人車到智慧型家用產品，層出不窮的創新將使更多既有工作消失。過去，最容易受到科技衝擊的，是那些重複性高的例行性工作。但隨著電腦運算能力突飛猛進、大數據時代來臨，自動化浪潮將捲向全球數以億計的專業人士。
英國牛津大學2013年發表一份研究報告，未來20年內將有47％現存職業面臨自動化導致的工作機會流失。該份報告列出的高危險職業，還包括會計∕審計（20年內工作流失機率高達94％）、技術文件撰寫人員（89％）、民航機師（55％），以及經濟學家（43％）和醫療技師（40％）等專業人員。都是過去不受機器化影響、收入中上的白領專業人士。
「這是一場電腦和人類的競賽，而人類必須贏」「我們必須找出人類的真正擅長之處」，美國科技巨擘谷歌執行董事長施密特（Eric Schmidt）1月在瑞士達沃斯論壇也說。他把當前狀況與工業革命時期相提並論，隨著更多工作自動化，未來20～30年，就業將成為各行各業最大難題之一。
面對低薪浪潮 各國政府奮力迎戰
面對這個空前變局，到底該如何迎戰？施密特建議，各國政府應該把更多資源投入教育和創業。唯有透過教育提升人力素質和技術水準，才能培育出能夠因應自動化浪潮變局的勞動大軍。此外，政府也應該對創業者提供更多支援，因為未來引領產業變革的，很可能不是目前檯面上的大型企業，而是你我都還不知道的小型新創業者，就業機會也將來自這些尚未出現的雇主。
例如已開創出一波就業熱潮的美國頁岩氣革命，領導者就是小型新創企業，而不是殼牌（Shell）或艾克森美孚（Exxon Mobil）等已把持市場數十年的石油巨擘。也有愈來愈多優質企業企圖用高報酬來提振員工士氣，希望員工愈滿意，企業愈賺錢。
例如美國第二大零售通路商好市多（Costco）就以提供業界最高薪資提升員工提高滿意度與服務品質，獲利與成長均比第一大零售通路商沃爾瑪（Walmart）高。
縮短美國貧富差距 是歐巴馬頭號任務
面對低薪浪潮，各國政府也紛紛希望企業加薪。以美國為例，縮小貧富差距已是美國總統歐巴馬第二任的頭號任務。他大力提倡將法定最低薪資從每小時7.25美元調升到10.10美元。為什麼歐巴馬這麼急切？因為根據美國經濟政策研究所（EPI）報告，2012年美國勞工週薪中位數768美元，經通膨調整後恰好倒回2000年。
進一步從時薪收入角度分析，2000～2012年間，美國所得後60％的大多數勞工實質薪資倒退0.2％，最後20％的低所得者更大減4.5％。但在此同時，前10％的高所得者卻仍享有11％的增幅，形成「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兩極。
薪資停滯、所得分配不均，導致中產階級快速消失，淪為無產階級，已經成為美國經濟與政治的最大危機。反映貧富差距的美國基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在2012年創下46年統計以來新高紀錄。哈佛大學勞動經濟學家卡茲（Lawrence Katz）甚至宣稱，「美國中產階級已經崩解。」
日相安倍軟硬兼施 整體薪資漲幅僅0.1％
跟歐巴馬一樣，希望企業調薪的還有日本政府。日本目前實質薪資水準已退回23年前，情況比台灣嚴重。因此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自2012年底上任以來，千方百計、軟硬兼施要求企業加薪，歷經一年努力後，終於在2014年開春收到第一張成績單。
雖然幅度微乎其微，只有0.1％，但今年1月已是日本勞工基本底薪睽違22個月來的首度成長。只是，若加計獎金和加班費後的整體薪資，反而下滑了0.2％。儘管近來豐田汽車、日立、東芝等大型企業均表態調薪，但這波加薪潮的力道恐怕相當薄弱。安倍仍會持續呼籲企業加薪。
整體而言，改變教育制度、鼓勵新創企業與拿出激勵企業加薪的手段，是目前各國專家與政府一致的解決對策，值得台灣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