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院法務部於今年四月曾通函各有關檢調單位，不得公開偵查中案件的有關消息。接著，司法院也在六月通令所屬法官，不得任意發表有關職務的談話。
據報導，台北市地檢處並在檢察官辦公室門口，裝設電眼設備，監視出人辦公室的人；而司法院在通令中也同時規定，新聞均需透過發言人室發布，或法官在申請核准後，才能對新聞媒體透露消息，並不得在辦公室內召集記者談話及評論。
於法有據？
法務部是根據刑事訴訟法「偵查不公開」的規定，司法院則是根據公務員服務法「未得長官許可，不得……任意發表有關職務之談話」法條，而採取這一連串措施。
表面上看，司法當局的這一連串措施，似於法有據；再細究，卻又不盡然。所謂偵查不公開，應是指不得洩露有礙偵查進行及偵查公正性等消息，並非完全封閉消息。否則檢調單位有時為了有利偵查或為嚇阻犯罪等目的，而主動發布消息，又怎麼解釋呢？而社會發生重大案件時，又怎能要求傳播管道的新聞媒體視而不顧？又怎能滿足民眾的資訊需求呢？
同樣的，公務員服務法中有關職務之界定，亦頗具爭議。它可能廣義地指涉任何相關事務，也可能僅限於承辦中的案件的相關事務。釋義不同會產生極大的適用差異。
現在司法當局根據抽象、界定不清的法條，要求有關單位及所屬一體適用，一律遵行，不僅可能妨害有關人員的言論自由，也可能損及新聞媒體的自由權及人民知的權利。同時，在執行上亦可能產生一些意想不到的後遺症。
目前，人民維護權益的意識日高，司法人員自不例外；另方面，新聞媒體為了滿足漸增的人民資訊需求，競爭日亟，則司法當局這些具有爭議的規定，會不會引來司法人員及新聞記者基於抗爭或職務要求，進行暗中接觸、交換？如此，不是有可能產生更多不負責任或不正確的言論嗎？
反彈後的反彈
部分報紙以斗大標題，將司法當局這一連串措施，歸諸是吳蘇案的反彈；有些則說是與司法體制的權威感性格有關。是耶，非耶？不易遽斷。不過，在事件發生，引發新聞媒體的反彈後，司法院迅速另擬訂「便利新聞媒體至各法院採訪之新措施」。司法院從善如流，立意可嘉。但這項新措施，側重程序面，實體面的效益有限；何況司法院單獨的、臨時的舉措，並未直指問題關鍵，對國內不時發生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及知的權利問題的解決，助益很小。台大法律系林子儀教授在一篇「資訊取得」的論文中說，政府所握有之資訊應為公共財產，人民自有權加以取得使用。基於民主原則的要求，許多民主國家均因而制定政府資訊公開法(或稱資訊自由法)，賦予私人取得政府所握有資訊的權利。
反觀我國，並無類似法案，僅在很有限的特別規定下，私人才有權取用政府的資訊。所以政府公務員動輒得咎，而政府與新聞媒體的關係又時見衝突緊張。瞭解了問題的關鍵所在，那麼惟有政府以較開放的心態，將問題全盤地法規化，才是解決問題之道。
(鄭瑞城為政大新聞研究所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