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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6月1日，高教授神采奕奕地站在台上，談他寫回憶錄。這一天也是他的90歲陽曆生日。切下蛋糕那一刻，同事、朋友對著他說：「高教授生日快樂，你可以活到100歲！」
我們都相信他會活得長長久久。
7月6日傍晚，他突然身體不適，幾位同事送他去了急診室，轉眼間卻和他永遠失去了聯繫。
8月6日，高教授走完了人生道路。有同事聞訊大哭，有人默默低泣，淚水一刻都無法停息。
努力、認真、自律，是他的DNA
在同事心中，高教授是一個熱情、思慮很快、動作很快，永不停息的長者。別人一週工作5天，他一週工作8天；一日當三日用，他最不高興的是「又要放假了」。
他的正能量太強，笑聲永遠先於他的腳步；他絕對的準時，所以大家都知道「準時就是遲到」，還有同事特意把會議室的掛鐘撥快5分鐘。
努力、認真、自律，是他體內的DNA，他在接受訪問時也說：「我從不偷懶。」同事都知道高教授從不拖延稿子，從不懈怠，比年輕人還努力。我常對同事說，有一種人很可敬，就是既聰明又努力認真，加上有紀律。高教授就屬於這種人。
1970年代中期，我在《綜合月刊》工作，一天老闆張任飛老師轉來一篇中英對照，談研究台灣的大學生畢業後「大材小用、學以致用、學非所用」的文章。作者是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經濟系教授高希均。1976年，老闆派我去邀請高教授演講，那是我第一次見到高教授。讀過他的研究文章，我以為他是位「老教授」，當場冒出一句：「沒想到高教授這麼年輕。」
受了李國鼎先生的賞識和力邀，70年代高教授每年暑假都要返台擔任經合會人力發展的顧問。1977年他回台大客座，就經常在報上發表文章，他的文章觀點犀利，文字簡潔，常用故事和實例把艱深的經濟理論寫得一般人都懂。
在那個年代，是震聾發聵，深具啟發的。
「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論公立大學學費之提高」「疑中留情」……大部分都在點醒政策觀念上的迷思。後來學費問題還被批評「高教授提倡高學費」，也與當時蔣經國的思惟並不相符。但是他的直言不諱，引進現代觀念，卻受到李國鼎、尹仲容、孫運璿、蔣彥士等人的重視。
1980年暑假，他向美國大學請假一年，回台灣協助王永慶「明德基金會」創辦當時相當前進的「生活素質研究中心」。
高教授是勇於創新、認真做事的人。在中心工作的兩年，他辦了數十次研討會，出版多本論文集，完成30多個研究。更領先邀請大師級人物來訪。例如，諾貝爾獎得主的傅利曼教授（Milton Friedman）、美國消費者保護之父納德（Ralph Nader）、《苦海餘生》作者、《紐約時報》長駐北京特派記者包德甫（Fox Butterfield）都經他的邀請來過台灣。這也開啟了後來「遠見・天下文化事業群」邀請國際大師來台演講之門。
導入進步觀念，更關心兩岸交流
高教授聰明努力，博學多聞，文字、語言表達優於常人。從小他跟隨父親學習古文，代父抄寫給長輩的回信；小學四年級在上海就開始學英文。高中時每週自己練習寫一篇「社論」，大學時每兩週寫一篇英文文章，請神父幫他修改。這樣的經年累月苦練，打下了很好的文字語言基礎。
和高教授共事後，才發現他經常同時做好幾件事，而且都能做好。在成立「生活素質研究中心」後不久，他就想著辦雜誌。1980接近年底，高教授突然約我，說準備要辦一本財經雜誌。他提到還有張作錦和殷允芃。我一聽三位都是景仰的學者和前輩，我自己剛從《中國時報》香港辦事處轉回來工作，正是一個大好學習機會。
於是開始了45年共事工作的旅程。
我們先後創辦了《天下雜誌》、「天下文化出版公司」、《遠見雜誌》；1990年初，正式分成了兩個事業群。「遠見・天下文化事業群」後來陸續辦了「小天下」出版童書和《未來少年》《未來兒童》雜誌、《HBR繁體中文版》、「50+」、「領導影響力學院」。
「書生報國」是那個年代知識分子的夢想，加上父親的殷殷教誨與期盼，高教授就不斷引進西方現代觀念和知識。早期他透過自己寫文章和演講；後來創辦了自己的事業。「遠見‧天下文化事業群」在高教授帶領下，出版翻譯國外最前沿的好書；雜誌採訪國外重要議題，更關心兩岸的交流。
許多讀者都閱讀過「天下文化」不少有影響力的書，如《大趨勢》《國家競爭優勢》《與成功有約》《第五項修煉》《藍海策略》《快思慢想》《賈伯斯傳》。1986年《遠見》創刊時，去韓國採訪他們如何準備奧運。1990年底，我們又做了「以色列專輯」。高教授引介了威斯康辛大學猶太裔歷史系教授，為我們聯繫以色列官方和民間宗教、文化相關朋友，順利完成這個被以色列新聞官形容「第一批華人記者來訪」的工作。
20年前，我們去哈佛商業學院爭取代理HBR中文版權，後來陸續拜訪過倡議「軟實力」的奈伊教授、《日本第一》作者傅高義，還有《第五項修練》作者彼得聖吉，以及競爭力大師麥可・波特。這些年，我因此有許多機會近距離觀察高教授。無論是推動國際交流、拜訪學者、和不同領域的人交往，他始終保持一種旺盛的好奇心和行動力。
嚴厲卻溫暖，畢生實踐「給的哲學」
同時，高教授是一位很有紀律的人，早年每天晨泳，早上8點就進辦公室，看報、看雜誌、看書；他開會是沒有工作時間限制的，常常中餐、晚餐不是因出書約了朋友，就是約同事腦力激盪。大家都知道人文空間VIP室就是他招待客人的「人文食堂」。和他工作，無時無刻不在動腦。
因為跟著他學會要說、要寫、要做，同事們不自覺地習得「什麼是世界標準」「如何可以做得更好」「什麼是『不要怕』」，無形中增長見聞、開拓視野、打開胸懷、提升高度。
「溫暖的心，冷靜的腦」是現代社會最動人、最缺稀的觀念。高教授以一支犀利之筆批評時政，論事說理；但內心是站在弱者一邊的，關心年輕人，關心教育，在乎生活素質、環境變遷和社會責任。作為個人，他特別受星雲大師的「給的哲學」感動，他寫出〈分享勝過擁有〉一文，並且說到做到。離開美國時，他把退休金分成三份，送給他受教和教書的大學；把自己雅致的名宅捐給教了34年書的威斯康辛大學。
在台灣，他捐贈母校台北商業大學和中興大學經濟研究室和圖書閱覽室。他深信「閱讀救自己」，要年輕學子勤於閱讀，才可以打開自己的世界，邁向更廣闊的天地。
在公司內部，同事每年都可以選領10本書。也每月贈送「活力券」讓同事再買書。暑假到了，同事的子女會收到一筆「閱讀獎勵金」，讓他們趁暑假買書讀書。
許多同事出國，或者孩子升學、出國留學，他會私下贈送紅包。他常常向人資和財務打聽：「有沒有哪位同事需要幫忙？」
因為「自己是從戰亂中走過來，是從清寒的眷村走出來的人」，所以他從不偷懶、從不浪費。
他的不浪費，包括不浪費金錢買不需要的東西，不浪費時間做沒有意義的事情，不浪費腦力去想無建設性的問題。他的不浪費還包括衣服穿舊了、破了都捨不得丟。我看過他的祕書素伶，把衣服送到四平市場去縫補。身邊同事也會發現提醒：「高教授，你的外套破了！」他會哈哈大笑幾聲，照穿不誤。
將信念化為「生命之樹」，追求和平幸福
「做什麼，像什麼」是他提醒同事的規範。高教授一生都做好自己，扮演多重角色，面面俱到。是好兒子、好爸爸、好先生、好弟弟、好老師、好老闆；作為經濟學者、政府顧問、教育家、出版者、公共知識分子，他永遠要做得最好。
他的多年好友孫震校長，常常開玩笑說他「是無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我太太常警告我，不要安排在高教授之後講話」。他們是同一時代的教書人、讀書人，深知書生報國，責無旁貸。走過戰亂，歷經貧困，他們一輩子不會懈怠；工作就是生命，一日當三日，奮蹄向前。
進入2020年，他曾經將自己的願望和追求繪成一棵「生命之樹」，以和平為本，追求和諧進步。近年更將自己40年來的文章集結五冊成套，並總稱「打造台灣軟實力之島」；這一端，從開放、進步、學習，走到和平、文明的另一端。
45年同行，我們追隨他「傳播進步觀念」「豐富閱讀世界」，不只透過一篇篇文章，一本本書籍，一場場論壇、峰會，引進世界一流的思想家、經濟學者、管理大師、人文講者，推動社會前進。更重要的是，我們共同見證了：觀念可以改變社會，閱讀可以改變人生，文明是一代代共同努力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