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日本與美國等地都有很多人談及「窮忙」的問題，他們所指的「窮忙」不是我們所瞭解的一個人不知道他為什麼而忙，在盲目地亂忙一通的「窮忙」，而是指因為經濟全球化，使全球的企業都面對競爭激烈的國際市場。為減低他們的經營成本與提升管理的彈性，於是各國的雇主開始啟用大批的臨時性、短期性、部分工時與派遣性的等非典型員工，雖然他們所從事的工作與正規員工沒有多大差別，但是他們的薪資與福利都比正規員工差一大截。因此，有些學者稱此種非典型雇用的員工為「窮忙」，也就是說他們很忙，但仍然是很窮。
不過，在此處所指的「窮忙」，也不是指非典型雇用的員工，他們可以是非典型雇用的員工，也可以是典型正規的員工。我們此處所指的是近年來在台灣所出現工時上一個不公平、「窮忙」與「富閒」的現象。
台灣在1980年是一個薪資高的員工工時長、薪資低的員工工時短的社會，換言之，當時薪資高的員工他們工時較長，而薪資低的員工，則工時較短。比如在1980年，每小時工資率在最高90％以上的員工，他們的平均每小時薪資是316.9元，而他們的平均週工時是52.5小時。而薪資在最低10％的員工，他們的平均時薪是61.8元，他們的平均週工時是49.7小時。
1985後，工時薪資關係反轉
但是此現象在1985年以後開始改變，在1990年時薪資率在最高90％的員工，他們的平均每小時薪資是346.8元，他們的每週工時是47.8小時，而每小時薪資率在最低10％的員工，他們的平均每小時工資是66.6元，平均週工時是51.4小時。
換言之，高薪的員工，工時短；低薪的員工，工時長。到2005年，高薪者的平均每小時薪資是819.8元，而平均週工時只有44.4小時，相反地，低薪者的平均每小時薪資是80.2元，平均週工時51.5小時。
也就是說，在1990年，台灣薪資率在90％的員工，他們平均每小時的薪資是最低薪資員工的5倍，他們的工時是最低薪資員工的92.9％。但是到2005年，兩者的每小時薪資率差距擴大到最高90％薪資是最低薪的10倍多，而最高薪工作者的工時卻是最低薪的86.2％。由此可看出，高薪員工與低薪者的時薪差距愈來愈大，但是他們的工時卻比低薪員工愈來愈少。
其實，「窮忙」與「富閒」的差距，如果是有一個適當的差距，是可以吸引員工向適當的職業、產業與地區移動，它有一個調適人力分配與人力運用的功能。但是，如果此差距太大，則會造成所得分配不均與人力資源分配惡化的情況，其主因是，高薪的員工人力資本高，他們的短工時給他們帶來從事進修與學習的時間，因而人力資本更高，薪資更高，是一個良性的循環。
相反地，低薪資的員工人力資本低，但長工時使他們沒有時間去進修，沒有時間去提升他們的人力資本，因此，陷入了一個低人力資本、低薪資的惡性循環。這也是為什麼在近年來政府雖然提供了很多職業訓練的機會，但參與此類訓練的都是一些學歷較高，薪資較高的員工，而不是低學歷、低人力資本的員工。
因此，政府除了要提供人民大量的職業訓練機會以外，也要在「窮忙」與「富閒」的問題上，擬訂一個適當的政策，近年來，美國、日本與南韓的政府在工時問題上都採取了一些新政策。我國政府在勞基法工時規範上也應該做一些相應的修改。
（作者為中央大學管理學院金鼎講座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