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艾默里（Emory）大學精神及行為科學系的系主任尼默洛夫（Charles B. Nemeroff）教授上個月突然宣布辭去《神經精神藥理學》期刊總編輯的職務。主要是因為這份刊物在7月份登載了一篇由Cyberonics公司支持並參與研究的論文，Nemeroff教授是主要負責的資深通訊作者。這篇論文對Cyberonics公司產品在治療憂鬱症的效果上給予相當正面的肯定。雖然在文末誌謝欄中註明這個研究有Cyberonics公司金錢的資助及人員參與，但它「忘了」提及九位共同作者中有八位——包括Nemeroff本人——與Cyberonics公司都有財務上的牽扯！
《神經精神藥理學》期刊由美國神經精神葯理學會出版，Nemeroff教授則是在神經精神藥理學領域中極具影響力的學者。事發之後有不少同行，用寄以同情的心情來看這件因未能迴避利益衝突而違反學術倫理的案例。他們認為以Nemeroff教授的學術地位，他對研究結果的判定與解釋應該不會受到公司金錢的影響。
但國外學術界碰到違反利益迴避的底線時，學術界對學術倫理的共識決定了大家行為的規範，該辭職就辭職。而Nemeroff的作為，無疑地也為學術倫理與利益衝突之間的分野，提供了一個正確的案例。
美醫學院教師也要申報財產
當學術研究與工商產業間的結合愈來愈緊密時，利益衝突在學術倫理中所呈現出的問題，也就愈來愈無法迴避。尤甚在醫學的領域，像是由醫生主導的臨床實驗，從實驗的設計到結果的解讀，究竟來自專業判斷，還是有其他因素，都必須完全公開透明才能取得社會大眾的信任。很多美國醫學院早就有財務申報的規定，也就是教師的陽光法案；申報的範圍包括持股、認股優先權、收入、決策地位等。申報對象除本人外還包括配偶及子女。
一些頂尖的學術期刊，像《自然》（nature）或是《新英格蘭醫學雜誌》（NEJM），都會要求作者在出版前，以書面澄清他在研究中的角色以及他與資助研究的機構間是否有財務關聯。
反觀國內學術界在這方面的規範明顯地較國外寬鬆的多。從中央研究院到各大學及研究機構，很少或幾乎沒有要求學者，特別對一些具有決策權力的人申報他本職以外的收入。像某教授為自己的公司產品做研發或品管等，這些傳聞在老師與同學間流傳，對學術倫理的傷害與影響是無形而且深遠的。這樣的情形在醫學界當然更顯得嚴重，醫生與藥商間千絲萬縷無法割斷的利害關係，早就給醫學教育提供了一個最壞的示範。
台灣學術倫理的建立老是在提升與沉淪間拔河。趙建銘的案例讓我們看到人性黑暗面，但中研院「人體試驗委員會」以委員任命未能利益迴避，而否決了國家基因體研究計劃，又讓我們看到有心人士努力的痕跡。
學術界是社會發展的標竿，是向下沈淪，還是向上提升？得看我們今天做了些什麼樣的努力！
（作者為長庚大學生命科學系教授；本專欄由周成功、牟中原、李國偉共同主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