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南韓的幹細胞研究專家、國立首爾大學教授黃禹錫而言，2005年是他獨領全球風騷的一年。不，更精確地說，應該是2005年11月之前。
首先，他在2004年率先發布從複製人類細胞中取得胚胎幹細胞，因而當選《時代》（TIME）雜誌2004年風雲人物。接著他又在2005年於《科學》（Science）雜誌發表，自複製人類胚胎取得十一組幹細胞株，立刻博得國際大名。
黃禹錫所宣稱的結果，若未發生爭議，將是再生醫學的里程碑。未來科學家可望從病人（老年癡呆症或糖尿病）身上取得細胞核，在注入捐贈的卵子後，經分裂取得幹細胞。特製的幹細胞能注回病人身上再生組織，修補人體。這種幹細胞含原主人基因，不會有一般器官移植的免疫排斥作用。
雖然這項發表代表的還只是個遠景，但意義重大，國際新聞媒體莫不爭相報導。在韓國，黃禹錫受到國寶級待遇，政府授予「首席科學家」名位，給他以數十億南韓圜龐大研究經費；民間發起「我愛黃禹錫」運動來捐贈卵子；連《科學美國人》（Scientific American）都選他為2005年的年度研究領導人。
然而，所有替他感到興奮的人都失望了。
2006年1月10日，首爾國立大學宣布，除了2005年複製狗的研究報告屬實，黃禹錫在《科學》雜誌2004及2005年所發表的兩篇論文都是偽造數據。這暴起暴落的戲劇化新聞，使得許多關心科技發展的人非常錯愕，韓國人的民族自尊心更是嚴重受傷。
一個三級貧戶出身的民族英雄淪落成騙子，必然是個曲折故事。我們並不知道背後真正的故事，但黃禹錫的殞落，對近年來亞洲各國在科學研究力爭上游無疑是嚴重打擊。在科學與技術發展上，近年中國、韓國、新加坡和台灣都有強烈的企圖心。中國大陸在奈米科技、新加坡在生技製藥、韓國在生物繁殖科技上都有大力作為，政府主導的科研令人印象深刻。
這場「民族英雄」的悲劇，讓我們看清，真正健全的科學發展，不只是經費、人才、設備這些因素；它背後的科學文化也很重要。先進已發展國家的科學，相當受到社會的監督與支持；支持與監督是並行的，背後需要考慮科學倫理。舉例而言，歐美在進行動物實驗時，會基於動物權進行辯論；胚胎幹細胞研究和生殖倫理密不可分，更是爭辯不休。生物科技倫理的爭論，是與時俱進的，今天覺得是象牙塔裡的無聊爭辯，明天可能因一篇《自然》（nature）雜誌發表的論文就局面大變，帶來巨大的商業發展。換句話說，新生物科技發展涉及的是政治、商業、倫理、學術等各方面問題。
由此觀之，亞洲方面在新興科技發展的成熟度上還是差了一截。我們要學著從「me too」走到「can do」，首先要學到如何負責──對全人類負責，因為只做「me too」工作的人其實就不必負太多責任。（作者為台大化學系教授；本專欄由周成功、牟中原、李國偉共同主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