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個很優秀的軍人。除了剛下部隊時意外被分發到空軍警衛旅任少尉分隊長，使得他的軍中發展要較陸官同年班的同學慢了半拍之外，接下來的歲月就一路超前趕後，才五十歲就成為鎮守南台灣的八軍團中將司令。
他之所以能夠出類拔萃，並非偶然。
自少年起，他就具備了領導性格。他是家中長子，底下還有四位弟妹；高中時他是籃球校隊隊長，到了官校又是實習連長；以後他對領導方面又有深刻的體認與力行。凡此種種，都顯示了成為指揮官所必須擁有的領導特質與能力，他從來都是具備的。「領導者的心胸氣度必須恢宏寬大，」他闡述，「如此才能承受批評，也能接納雅言，對上以敬，對下以愛，無仇恨之心，無報復之舉，使部屬樂於追隨！」
他的執行力，也深受他各階段長官所肯定，無論是在一個連、營，或者是師，乃至軍團，只要上級交付任務下來，他必然全力以赴地如期達成，而且還要求好。他說，「所謂執行力，就是別人做不到的，我能做得到；別人做不好的，我能做得好；別人做得好的，我能做得更好；別人明天完成的事，我可以今天完成。所以當部下都要比長官要求的高一點，效率快一點，人生的成功就是這樣一點一點累積。」
他也這麼強調，「工作上最高的境界是變不可能為可能，變不可行為可行，這不僅僅是意志，更是高度智慧的表現！」
他又是個不拘泥於既有模式、能夠深思創新的軍人；而明快果敢的決策能力，更是他的優勢。他認為，領導者要有達成任務的能力，更應該有克服困難的決心，策劃工作，要有明確的目標、可行的計畫、周密的準備；執行工作必須要有步驟、講方法、重效果。
由於他的行事風格令長官刮目相看，所以他曾說過，他的軍公職生涯裡從來沒有求過官，往往才在這個位子幹了一陣子，上級已經想把他安排到更「適當」的職務了。這樣的狀況，直到他的職務升到軍團司令之後，才有了轉折。
對他而言，軍公職生涯最後五年是十分戲劇化的，官場裡像他那樣的際遇，恐怕極為少見。他先是從統領重兵的陸軍八軍團司令指揮職，忽然被調任陸軍官校校長，他心裡有數，準備好好將自己心力貢獻在這可以養望、卻非帶兵的職務上，為軍旅生涯劃下完美的句點。
然而僅僅七個月，他被上級調為國防部軍事情報局長，也就此離開所熟悉的陸軍，他又以為這才是他軍職的盡頭了，依然全心投入，準備花個三、四年成為中共問題專家，然而不及一年卻意外地奉調國家安全局長。
出任國家安全局長並晉升上將是個光耀門楣的榮譽，卻遇上政黨輪替，也因而出現劉冠軍案這個生涯中的泥沼。他在民進黨政府上路之初，曾因劉案的龐大壓力而請辭，但陳水扁總統慰留，他也就展開一連串的改革；然而改革未竟全功，就離開國安局。
阿扁總統表示要請他出任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時，他猶豫了。因為原先他以為國盡力著眼，繼續在扁政府出任應是政治中立的國安局長，尚覺不違背他的政治信仰及持守；但出任國安會秘書長，意味著要深入參與民進黨政府的政務，施政理念上的衝突與矛盾恐將浮現。他婉謝新職並表達辭意，但在總統力邀並立即發布新職之下，他勉強出任。
他不改一旦接受新職就全心投入的風格，在國安會積極任事。曾在國安會連續任職十二年的前副秘書長張榮豐，最津津樂道的一事就是他親率祕密訪美團，團員包括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主委蔡英文等首長，在美國達成了多項台美之間的共識，不過此一成就因為祕密性質，並未寫在回憶錄裡。他以卓越的領導能力為民進黨政府做了不少事，然而也還是只有七個月，監察院決議在劉冠軍案上彈劾他之後，堅決辭職。
僅以五十八歲之齡離開官場，無論就上將銜或行政首長職而言，都嫌年輕了些，然而他覺得該是離去的時候了，內心裡並無罣礙。他不要任何退休的安排或者虛職，就這麼瀟灑地離去，回歸家庭。
他的軍公職生涯是如此的精采，但是所有的際遇，都不是他寫回憶錄的動機。
決定寫回憶錄，可以說是個意外。
離開公職那陣子，國安密帳風波愈演愈烈，牽連也愈加廣泛，特別是發生嚴重弊端的鞏案。這個案子，雖然他在出任國安局長時，前任局長殷宗文曾刻意不讓他知曉內情及參與，所以與他毫無關係；但是他因為曾是國安局長而屢被提及，使得他不勝其擾。
對有為有守的軍人而言，「榮譽」就是第二生命。他終於決定接受天下文化的邀請寫回憶錄，徹底把事情說清楚、講明白。這才是他決定書寫的起因。
既然決定要寫回憶錄，他當然不以解密、說真相為足。基於「既然要做，就要做得好」的任事性格，他仔細思考，逐漸把他整個軍旅生涯回顧加入；他關切國家政府的發展，對執政缺失方面的建言是當然必要；他又憂心當前時局，擔心台灣走入萬劫不復之境，這就促使他寫下「統獨之辨」那一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