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下旬，SARS既去，百業復甦，香港五十萬人上街頭，我也去了趟北京，每次走此旅程，都有異樣的感覺，北京明明是在台北之北，但一開始，必定要向南走，而且要走好一陣子。難怪愛因斯坦說空間有了物質就是彎曲的。中國人早就發現，而兩點之間，最短的距離未必是直線，君不見，北京要影響台北，台北要牽制北京，最近的途徑都是經過華盛頓。
但這一次感覺卻不一樣。因為這一次，我是負有特殊「使命」的特使。不要緊張，此使命無關賣台、愛台，是因為金庸小說要改版，黃藥師偷偷愛上了梅超風。此舉非同小可，華人世界，統、獨、賢、愚、智、不肖，皆議論紛紛，出版單位乃力邀我赴港一行，代表廣大金迷，探探他的底。
看來我是義不容辭。1963年，《書劍恩仇錄》剛剛出爐，一小本一小本的盜版，充斥華人世界，我當然也是讀者。當時年少氣盛，途經香港，就曾拜過山，指出陳家洛與人下棋隔空擲子入盤，武藝自是非凡，但棋力必不入流，蓋這樣下棋，不能打劫，不能提子，如何終局?
大俠無詞以對，就此論交，白駒過隙，說來也是四十年前事了。
因此，自京過港返台時，就中途在港停了一天。金老設宴相待，寒暄既畢，言歸正傳，先說之以情理，小說人物誠然是作者創造的，但出世之後，在讀者心目中，形成固定形象，就成為一種公共文化財，不再專屬作者，修訂務必不失原意。再動之以利害，金庸讀者群眾力量雄厚，若不恤民意，可能就會像董建華治港一樣……，一提到董建華，金老臉色大變，悚然動容，馬上達成共識，共三點：
一、人物性格不變，舊版中楊過是怎樣就怎樣，不會在新版中改了性格，成為另一個楊過。即所謂一個楊過（或一個郭靖，一個喬峰，一個……）的原則。至於如何解讀，則權屬讀者。
二、此「一個××」的原則既定，以下一切好說，情節儘量少改。對一般讀者而言，武俠小說最主要是生動，合理尚在其次，至於符合歷史，無大悖出入即可。但金庸對歷史有研究也有執著，此一方面不肯放鬆，其他則只求自協（self consistent）即可。
三、新版舊版同時發行，由讀者自行選擇，最後再定去留。
「金三點」既定，使命已畢，心情輕鬆，談話自然轉到雙方最感興趣的題目：北京香港台北，我們都曾中過風，照說不宜近酒，但逢此國家大事豈能拘此小節，雖查夫人屢屢白眼，也顧不得了。
當然，先從7月1日大遊行說起。現在已經可以看得很清楚了，背景是經濟衰退，導火線是二十三條，參與者以中產階級為主，也有不少上層精英分子，民主派只占少數。其目的是爭自由，不是爭民主，更不是爭獨立自主，是反港官，不是反京官，更不是反一國兩制。
無可諱言，香港的遊行和北京的遊行是不一樣的。香港沒有民主，但輿論非常自由，輿論代替民主成為監督的力量。香港沒有選舉（真的關乎大局的選舉），但上街頭不用恐懼，於是遊行代替了選舉，成為宣洩民意的管道。
人與制度讓一片怨氣滿香江
1997年7月1日回歸時，一個邀請兩岸三地精英參加的浩然營曾移師香港共證此歷史盛舉，在煙雨濛濛的當天，我們請了金庸來講香港回歸，聽眾中有楊振寧、康寧祥、殷琪、陳菊、田弘茂等，真是濟濟多士，金老再三強調「河水不要犯井水」，只要河水不犯井水，一切好辦。對董建華出任特首，亦甚認同，認為不只是港人治港，而且是資本家治港，是一國兩制誠意的表現。
而今六年過去了，河水並沒有犯井水，不但沒有犯，井水乾枯時，還來救急，資本家治港更是百分之百，土共（香港的本土左派）一律靠邊站。但五十萬人上街頭，一片怨氣滿香江，何以至此？
是人也是制度。
現在眾矢之的集中在董特首，不恤民意、剛愎自用。這些都是事實，也是民怨沸騰的主因。但在任何正常體制下，董都不可能作政治領導人，因為民主制度需要經過競選，獨裁制度需要經過鬥爭。董建華原就只是一個家族企業的繼承人，沒有任何政治歷練。環境使他只需體承上意，不必下察民瘼，於今在「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政治設計下，他才像選駙馬似的被選中。而上任之後，一國兩制又使得他只需獲得北京的信任，港民囉囉唆唆則大可置之不理，因此更助長了他不恤、不體民意的作風。
所以香港之至今日，也是制度也是人。但客觀的分析，我們不能就此看衰一國兩制之治港。香港是推行一國兩制的理想地區。香港人勤奮、守法、講效率，不要獨立（也沒有條件獨立），甚至不要當家做主（從來就是英人治港），中共現在把香港作櫥窗，不但給世界看，給台灣看，也給大陸內地看：資本主義是可以富國富民的，是可以與中共的政治體制並存的。因此，它是加速大陸改革開放（事實上就是走資）的樣板。所以，必不會放棄在港實施一國兩制，只會加碼。當然也會做些技術調整，督促香港的領導班子懂得治港。溫家寶抵港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淘大花園，董特首卻從來沒有這個念頭。我有時不得不覺得，台灣和香港真是兩個極端，一個是太過民粹，一個是太不民粹，真是過猶不及。
所以，我的看法是香港不會大變，至少2007年以前不會變，2007年以後會民主多少？要看大環境，也要看這三、四年間港人治港的成績。直選是一個指標，立法局的民意基礎會擴大，直選議員會占多數，但各種社團的推舉代表會維持平衡的力量。特首可能學中華民國的老憲法，採取委任直選，還是間接選舉、北京任命。治權的根源還是北京，這其實是問題的癥結，但中共卻不會輕易放手。
台灣最關心的當然還是七一事件對兩岸關係和對大陸的影響。中共多年來一直是現代化優先於統一，但「統一從緩」不等於「獨立從寬」。它現在非常認真考慮到將來台海終需一戰，他們會儘量避免全面作戰，因為這表示和美國作戰，那是下下之策。但會設計手術攻擊（surgical attack），迅速精確的打擊，逼台灣談判統一。但是他們對台灣愈瞭解，愈會考慮到以後治台的問題。香港經驗更加深這一層考慮，港猶如此何以治台？
深不等於寬
我這次赴京，剛好和董建華同日抵達。中共表面力挺董，內心其實著實煩惱。我和一位退居二線的朋友聊天，開玩笑說，「董伯治港恐怕比阿扁治台給你們的煩惱更多。」這當然是玩笑話，但他也只能皺皺眉頭。因為這話不無幾分道理，董伯出了問題，他們要為他解決，要代他挨罵。阿扁則沒有這個問題，雖然不時嚷嚷一邊一國，令人惱火，實際上亦無大害，至少井水不會去犯河水。
無論如何，2004年3月台灣總統大選之前，兩岸關係不會有任何行動，但3月之後的半年，是一個大窗口，一個關鍵時刻。那時胡溫體制已經穩定，他們對台灣早已相當瞭解，我想他們會提出一個從北京的框架來看相當溫和的立場，「一個中國的原則」可作相當彈性的解釋，這個彈性到不致導向獨立並保留統一前景為止，但不會要求有時間表的統一。
假若藍營獲勝，馬上可以從所謂九二共識出發，三通等問題將循序而解。但從台北到北京要直接向北走，恐怕還在一、兩年後。
假若綠營獲勝，一邊一國和一個中國之間，當然有很深的鴻溝，深到不可測。但深不等於寬。譬如，假如能夠以一邊一「邦」代一邊一「國」，而何時以何種方式將這兩邦統合起來，則尊重雙方的民意，甚至由民意來決定，則也許鋪塊板就可以跨過去了。當然，這第一步恐怕是十分困難的。
兩岸三和是最可能的發展
這些都是目前階段性的揣測，最後的遠景如何？數十年來，我一直相信，兩岸關係最好也是最可能的發展是「三和」：大陸「和平演變」，兩岸「和平演進」，最後去向「和平統合」，即統中有獨，獨中有統的類似邦聯國協的組合。關鍵是在和平演變，這是其他兩和發展的前提。
「和平演變」原是1950年代杜勒斯戴高樂創造出來的詞彙，意思是說東西兩集團競爭影響的結果，是共產主義受到資本主義的侵蝕，逐漸異化，乃至不費一兵一卒的消失。在毛周時代，和平演變是最禁忌的話題，直至1990年代初，理論上還是要撻伐的。但實際上，改革開放就是從內部發動的和平演變，鄧小平是總設計師，江澤民總其成。
三個代表的說法出現，已經不是姓「社」或姓「資」的問題，而是接受歐美訓練第五代逐漸掌權後，會不會太「資」的問題。這個趨勢不會逆轉，和鄧、江、胡等開不開明關係不大，這是中共政權求生存必循之途。
這次香港去來，另有一感觸，人貴自知，國亦貴自知。七一大遊行固然暴露一國兩制實踐的困境，但事後台灣的反應從興高采烈的幸災樂禍，到指手劃腳的瞎三話四都引起港人殊深的反感。愈是民主派反感愈深，他們感謝台灣的關切，但敬謝我們的指導，更不希望任何參與。
港人要的是自由，即使民主派所爭也只是民主，香港沒有爭獨立的條件。這和台灣情形完全不同，若將台灣政治人物強調獨立的要求強加到港人身上，而且似乎希望五十萬人都成烈士，這會使得原已勢弱的民主派處境更困難。我們沒有美國的力量，就更不要學美國的自大自得。
十幾年來，我在全球華人世界中來來去去，深深感覺到台灣和台灣人（當然也包括在台灣被稱為外省人者）的形象，似乎在從被尊敬、被尊重的頂點上，一天天往下降，因素固然很多，此處不贅，但上面所提也是其一，這是非常值得我們警惕的。
（作者為前清華大學校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