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0月到香港去開會，是慶祝中大電子系成立三十周年。如果把這三十年平分為四個時期，我是在第二個七年半在中大發展電子系。那時的學生，而今多是電子、電腦、電訊業的大亨，見了面他們仍是一團孩子氣。十天在港時期，好幾次覺得一別十五年真就如一日嗎？想去拜訪一下老朋友，竟有意無意的找不到時間。這十天中，倒是去訪問了牛津大學出版社，因為他們的中文教科書中曾選過我的一篇散文「釣勝於魚」，這也是多年前的事了。
前兩天，忽然接到牛津大學出版社給我寄來他們新出的書：一本是《中國語文》第六冊，兩本是老朋友董橋的散文集。翻閱之下，在《沒有童謠的年代》裡，第二百三十一頁上忽然看到我的名字。由董橋引用詩人弗洛斯特（Robert Frost）的話而使我想起一串有關詩人、桂冠詩人以及桂冠學人等的不少故事來。
董橋所引甘迺迪總統讚揚弗洛斯特的話是：
「權力導人自大，詩歌則教人想到人性的弱點；權力削弱關愛之心，詩歌則教人想到人生之豐盈；權力腐蝕人生，詩歌則淨化人生。」
斯諾（C.P. Snow）所寫的《各式各樣的人》（Variety of Men）一書裡，有關弗洛斯特有一專章，敘及每到諾貝爾獎快開獎時，弗洛斯特總坐在收音機旁苦候消息。而年年在聽，年年失望，一直到他1963年逝世。我至今仍想不通，斯諾何以知道弗洛斯特在他自己家中的行止，竟繪聲繪影的說得如此詳細？
弗洛斯特是美國的大詩人，等了多少年的諾貝爾獎，也沒有得到。因詩而得諾貝爾獎的開先例者是艾略特（T.S.Eliot）。諾貝爾獎的得主稱之為桂冠（Laureate），這自然是因襲英國的桂冠詩人制度而來。但諾貝爾獎的得主，文學而外還有物理學家、化學家、醫學家、社會活動家，以及後來加入的經濟學家。總之，這些諾獎得主應譯為桂冠學人罷；可以說是廣義的桂冠詩人了。
桂冠學人楊振寧在他1964年一篇論文的後記中說：「（楊的父親）直到臨終前，對於我的放棄故國（入籍美國），他在心底裡的一角始終沒有寬恕過我。」而楊振寧的入籍美國，據他自己的心理分析，有一部分理由是在1961年，「我在電視裡觀看甘迺迪就職典禮，弗洛斯特應甘迺迪的邀請上台朗誦他的一首詩。弗洛斯特選了The Gift Outright。當我讀完他的詩句似乎什麼東西一直觸動了我的心靈。後來在一本集子裡找到了那首詩，的確美而有力，它在我申請入美籍的決心裡起了一定的作用。」
葉公超寫一手很好的英文詩。據云是得自老師弗洛斯特及朋友艾略特的傳授。而楊振寧在摘下桂冠後，回憶他在西南聯大的老師時，感謝了吳大猷與王竹溪，也感謝國文老師朱自清與聞一多等；獨對聯大的英文老師之一的葉公超不假顏色：楊對葉之不認真教導，不愛答學生問題，深以為憾。
中國沒有桂冠詩人的傳統。可是代代相傳，對詩人都是絕對尊重。每隔幾十年或幾百年總出一詩人獨領風騷。說實在的，我們回顧歷史時，對秦皇、漢武、唐宗、宋祖，以及成吉思汗很少想及；卻對屈原、陶潛、庾信、李白、杜甫、蘇軾、李清照，以至納蘭容若、王國維等的詩句說來道去。我們幾千年來，多少億人給這些詩人戴上無形的桂冠。
董橋重述我抄給他的易實甫的名句後，並再引我的主張：如讓律詩自然發展，而不是半路途中殺出一個程咬金的「五四」新詩來，到現在，也許不至於中國之大竟無一句可誦之詩了。我曾引易實甫在過渡時代的詩句為證：
青天無一雲，
青山無一塵，
天上惟一月，
山中惟一人，……
像這類詩句，若無「五四」出現，而能由傳統自然發展開來，正是未可限量。
翻開牛津大學出版社給我寄來的這本《中國語文》第六冊，選有一篇易君左的白話文「可愛的詩境」。真是巧，這位易君左是易實甫的公子，他的舊詩也是寫得很好的。令人又驚奇，卻又不驚奇的是：他的白話文也寫得這麼漂亮而乾淨。那麼，在我看來，庾信之外還有鮑照；杜甫之外還有王維；易實甫之外還有易君左，也許可以說是摘桂冠的候選詩人了。
雖然英國桂冠詩人的光環與諾貝爾獎學人的比較起來，不免失色，但英國這一傳統卻是不絕如縷的存在著。好像是前年，還是去年，我在美國波士頓大學校刊中讀到一篇文章載有一消息：英國正醞釀把千里達的詩人瓦科特（Derek Walcott）選為桂冠；不過那時尚未決定云云。這位瓦科特在1992年已經摘下了諾貝爾獎的文學桂冠，是波士頓大學的教授。他得諾貝爾獎那夜，我才知道他是我的鄰居及同事。我幾乎每天見到他有六、七年之久，而居然絕對的不認識，也不知道。他是既畫一筆好畫，又編一手好戲，更寫出如珠似玉的好詩。可以說是藝術全才。倒很像近來才囂塵上的高行健之亦畫亦戲且亦文。他們的不同之點，是一個寫詩，一個寫小說。
話說八年前10月的一個深夜裡，我被電話驚醒，原來是台北《中國時報》的一位記者打給我的。台北的下午三時，記者工作興味正濃，他忘了那個時辰在波士頓是夜裡兩點，他的問題是瓦科特得了諾貝爾獎而不知是誰，情急之下來問我。我於是半夜驚魂，變成了受殃的池魚。
我把電話一摔，怒斥道：「波士頓大學四萬多人，我為什麼一定認識瓦科特，我也不知道！」翌日醒來，甚感歉疚，狂怒豈非掩飾自己的無知？於是就近求救於正在哈佛讀文學的童元方，請她細說一下我的鄰居與同事的詩的風格。她在兩日之內就寫成了「詩在水上，不在山間」的力作，她對瓦科特的詩和戲一清二楚的如數家珍。
童博士自從哈佛畢業後，在香港中文大學已執教五年了。這次訪問牛津大學出版社，我又求她陪我去。10月末來港正是吃大閘蟹的季節，牛津的東道主人，看著我們倆吃大閘蟹，而東道主們推說不愛吃而不吃。我們從鏞記出來以後，我覺得非常奇怪；於是問：「還有人不愛吃大閘蟹的嗎？」元方說：「你吃得那麼開心，主人的份全讓你吃了。」然後，她順口背出吳梅村的兩句詩：
黃雞紫蟹堪攜酒，
紅樹青山好放船。
她繼續說：「在現實只有黯淡的黑白片中，詩人吳梅村在這兩句詩裡用了四種顏色渲染出一片絢爛的往日，其中四分之一是紫蟹。」我接著說：「我是只會吃蟹而不會看蟹，也只會念詩而不會作詩。」元方的博士論文即是《吳梅村與文天祥——兩組北行的詩》。她怎麼對中外的桂冠詩人竟會下這麼多工夫來研究呢？
回憶起來，求元方分析瓦科特詩的那兩天，我在旁也翻看那兩天的《紐約時報》及《波士頓環球報》等，看到有一首瓦科特的短詩「戲完幕落」，很易懂，我就順手翻譯出來，寫在日記本裡。當然是一篇「未是」的「譯草」；也就始終未發表過。今天竟從當年的日記中找出來，我現在把這首桂冠詩人瓦科特的名作之拙譯抄在下面：
人間萬事，世間萬物，
並無所謂爆炸。
只有衰竭，只有頹塌。
像艷麗的容顏逐漸失去了光澤，
像海邊的泡沫快速的沒入細砂。
即使是愛情的眩目閃光，
也沒有雷聲與之俱下。
它的黯淡如潮濕了的岩石，
它的飄逝如沒有聲息的落花。
最後，所留下的是無窮的死寂，
如環繞在貝多芬耳邊的死寂：
天，是無邊際的聾，
地，是無盡期的啞。
譯文當時並未發表的原因，可能是有一兩句與原作的涵意有些出入，至少是有些距離。那大概是因為我又犯了老毛病，信筆由腕、信馬由韁地不是在譯，而是自己作起來了。
2002年1月10日於台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