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我第一份工作是在《大華晚報》當記者，跑國會路線。
我從小就很喜歡寫文章，所以很早就想要當新聞記者。再加上出身眷村，從小在大家庭環境中長大，習慣和人相處互動。記者工作正好可以滿足我這兩方面的特質。
大學聯考的第一志願本來想填政治大學新聞系，後來上了台大圖書館系，和政大新聞系只差了一個志願。
一直到大三，《聯合報》主筆于衡到台大文學院開第一堂大眾傳播課，當時大爆滿，我很興奮，因為終於有機會接觸到和新聞有關的課。
當時老師在課堂上選了三個學生，我、眭澔平、馬西平，承諾幫我們安排工作。所以我很早就到《聯合報》實習，在編輯旁邊端茶、端水，看他們怎麼下標題。
其實我覺得我好像生錯年代，因為那時候當記者，雖然享有一定的特權，但另一方面在工作領域上的自由度也受到滿大的限制。
我記得有一回，我花很多時間寫康寧祥，送到編輯台後，採訪主任看到康寧祥的名字就問我說，你不知道我們是黨報嗎？我說我知道，但不是應該有多種不同的聲音出來嗎？要寫當然要寫一些不一樣的。結果他連看都不看，直接丟到垃圾桶，後來類似的事情還發生了幾次。於是我質疑，自己到底在學什麼？
另一方面，當時國會有很多老國代、老立委。那時我年紀輕、長得又還不錯，年紀小小的就享有很多特權。
像把記者證放到車子前面，警察就不會找我的麻煩。老立委和老國代對我非常好，看到我頻呼「章大記者」。我總是坐在主桌的首位，而我當時才二十二歲，好像踩在雲端上，很不踏實。
其實我是半路出家的小記者，不過是有個職稱叫記者，並非因為自己多優秀。後來，記者就只做了六、七個月。
不過，擔任記者期間訓練出來的簡潔寫作能力，對我後來在怡富的工作有很大幫助。我在怡富是從最基層的公關工作做起，當時還肩負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就是如何教育投資大眾，所以在記者工作階段受的訓練就很有用。
我覺得對年輕人來講，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確定自己的性向、善用自己的長處，並且腳踏實地。因為甜美的果實，最後還是給努力耕種的人，沒有什麼事情是可以不勞而獲的。
在現在這種競爭的環境，台灣年輕人更要體驗到腳踏實地的重要，否則會被淘汰。（魏棻卿採訪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