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31日，國營企業模範生——中鋼董事長王鍾渝的去職，引發了軒然大波，輿論嘩然。
事隔一個月，與總統陳水扁關係良好的長榮集團副總裁鄭深池，出人意表地坐上交通銀行董事長的寶座。
而後，行政院開發基金接連撤換主要持股的華僑銀行董事長戴立寧、中華票券董事長薛維忠，華票總經理蔡高明、副總經理黃金堆也跟著提出辭呈。
另外，開發基金也計畫於9月間調整中國國際商銀的人事。
開發基金分別持有僑銀10％、華票16％、中國商銀42％的股份，短時間裡，密集調動了旗下三家主要金融機構的人事。
就在外界疑惑開發基金為何大幅調整金融人事，僑銀、華票高層人士大地震的同一天，也就是2001年7月25日，中華航空事業發展基金會召開董事會，以清流形象、素孚眾望的交通大學校長張俊彥，請辭了航發會的董事長。
普訊創投董事長柯文昌認為，CEO（最高執行長）的責任是要面對所有的員工及社會大眾，但最近政府更換國營企業CEO，有的更換的人選，沒有明顯比過去好，讓人感覺，「當家」的人沒有以大公無私的心胸去管家；但他覺得鄭深池算是不錯的管理人。
一位不願具名的學者也認為，政府主導金融人事的目的，就是為了間接掌控近千億金脈資源。
交銀資本額240億元，華票和華僑銀都是167億元，航發會持有華航七成持股，市值300億元。不含尚未進行人事變動的中國商銀，交銀、華票、僑銀以及航發會等機構的資本額近新台幣900億元，形同政府間接掌控近千億金脈資源。
正因如此，這一波人事改組，再度引起矚目。
檢視這一波的金融人事改組，政治大學財務管理系系主任周行一認為，這一波人事調動完全合法，但有的人選較具爭議。
打破近親繁殖的布局
以創意的眼光來看，選用非相同領域領導人的人事布局，未嘗不是打破「近親繁殖」的突破之道。
但是，政治大學企業管理系教授蘇伯顯認為，目前國內有不少企業的通病，就是利用非專業以及無組織再造能力的人才，從事企業改造。
「這種選才不當的措施，企業不但不會成為浴火鳳凰，反而可能搖身一變，成為吞噬企業的異形怪獸，」蘇伯顯說。
針對金融體系的人事劇變，身兼財政部國庫署和開發基金執行秘書的張秀蓮將之視為開發基金旗下金融機構的人事換血，因為，開發基金主要握有股權的金融機構，除了僑銀、華票之外，中國國際商銀總經理王曙生將於9月退休後，金融人事將還有異動。
關鍵是銀行績效
但開發基金強調，異動人事的立場公正。「這些人事跟什麼政治、政黨都沒有關係，真正的關鍵是銀行績效的問題，」開發基金執行秘書張秀蓮說。
她也強調，僑銀的逾放比過高，換人的目的，就是解決經營績效不彰的問題。
投信分析師對這一波金融人事改組的看法兩極，有人認為金融機構的確出現壞帳問題，也有人認為，「績效」的理由太牽強，「為換人而換人」，才是真正的原因。
一位外商投信分析師認為，金融人事改組並不令人意外。因為，六年前戴立寧結束二十七年的公務員生涯，轉任僑銀董事長，也是「官派」。
「六年來僑銀的確出現資產品質下降，逾放比不斷升高的問題，」分析師認為，戴立寧不無責任。
分析師指出，1997年僑銀的每股盈餘是0.87元，1998年下降成為0.07元，1999年更惡化為負1.05元，2000年為負1.57元，預估今年更會擴大到負1.73元。
這位分析師指出，台灣金融界面臨壞帳嚴重問題，逾放比是一項重要指標，1998年僑銀逾放比只有7.1％，今年第一季飆升到了17.65％。
不過，另一位投信分析師認為，僑銀資產品質的確不好，一方面是景氣的問題，而「比僑銀更差的銀行比比皆是，」卻不見政府調整人事，因此他認為這一波的人事調動，說是政治考量，可能比較貼切。
針對開發基金以「逾放比過高」為由，做為整頓人事的理由，前僑銀董事長戴立寧說，「那也是事實。」但他不想再提這件事，「過去就過去了，」他說。
至於華票，張秀蓮坦言，「跟國內十多家新的票券來比，華票其實沒有那麼差，但是跟興票（中興票券）和國票（國際票券）相比，華票還有改善的空間。」
張秀蓮強調，華票人事改組與政治沒有任何關聯，她指出，開發基金對華票有期望，希望它不管是在授信結構或是資產品質都要更好，所以才決定換人。
根據這三家票券公司公布的前七個月每股稅前盈餘，華票以每股盈餘0.65元，落後在每股盈餘0.93元的興票和0.78元的國票之後。
分析師認為，以績效做為換人的理由，有點牽強，固然相對於興票和國票，華票的稅前盈餘略有落後，但差異不大。
也因如此，外傳華票管理階層遭撤換的主因，在於華票於大環境不佳的因素下，以專業的考量緊縮了某些大企業的授信額度，才是引發這一波金融人事改組的導火線。
前華票董事長薛維忠不願就離開華票發表看法，他只引述《聖經》羅馬書第八章第二十八節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並表示「一切聽從神的安排。」但許多在他周遭的朋友都為這位「Simple-minded（單純）」的專業經理人感到不平。
張秀蓮認為，國外不乏產業界與金融界人才交流的例子，在產業界表現傑出的人，說不定也能在金融界一展身手。
這一連串人事案中，更弔詭的是航發會董事長的人選，社會大眾和華航員工都想瞭解，蔡兆陽比張俊彥更適合當航發會董事長的原因為何？
表面上以民營公司形態經營的華航，向來由執政黨主導經營高層人事。
台大國際企業系教授湯明哲認為，國營企業與民營機構的目標不同，國營企業具有執行、配合政策目標的任務，賺不賺錢不重要。反之，如果是民營企業則沒有政策包袱，一切要對股東負責。
另一位不願具名的學者也認為，不管哪個政黨，都想控制華航，主要就是想掌握利益。「張校長是標準的學者性格，才會說航發會和華航是百分之百的民營組織，」他說。
華航資深員工也表示，華航一直是政治勢力角逐的舞台，從國民黨時代就是如此，華航也是民進黨政府上任以來，第一個點名綠化的組織機構。
「這應該是張校長被換掉的原因，」一位華航員工感慨地說。
張俊彥從小學到研究所，一路念到博士都在台灣完成，被譽為「台灣人的驕傲」，遺憾的是，當「台灣人的驕傲」碰到「台灣之子」的執政團隊，卻無奈地黯然身退。
去年6月，張俊彥頂著交大校長及總統府資政的光環接任航發會。
當時外界普遍認為，由學者出任一個擁有市值近300多億的航發會，主導華航釋股案並不恰當，這是政治任命。
而張俊彥在接任航發會董事長時表示，航發會將拋棄過去的意識形態，不讓政治力干預華航的運作和發展；他的說法，只是打破了政治任命的格局。
令華航人振奮的是，去年華航四十一周年慶，張俊彥宣布華航是「百分之百」的民營公司，政府只能監督，無權介入，贏得了華航人的正面評價。
一位華航業務部門的主管說，「張校長替華航釐清定位，憑的是知識分子說真話，追求真理的勇氣啊！」
沒有人能證實，是不是「知識分子的勇氣」不適用於華航，上任才剛滿一年，一般是三年一任的航發會董事長突然請辭，但是，請辭的時間是在報端披露航發會新任董事長人選之後。
監督Vs.介入
回顧去年3月10日，當時還是總統候選人的陳水扁，與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會面之後，公布第一批國政顧問團名單，成員囊括國內學術與產業界的精英分子。
配合「清流共治」的口號與李遠哲「向上提升」不要「向下沈淪」的呼籲，為不少選民勾勒出未來政府的清新形象。
一年多來，清流投身行政體系時，卻似乎和政府扞格不入，前成大校長翁政義離開國科會是一個例子，張俊彥更是一個指標。
台大工商管理系系主任陳家聲指出，政治介入企業，可以是助力，也可以是阻力。而華航事件和中鋼前董事長王鍾渝的去職，都是政治不當介入企業的實例。
7月25日下午四點半，蔡兆陽意氣風發地坐在華航二樓的會議室，與神情落寞的張俊彥形成強烈對比。
張俊彥說明自己是出於自願性的請辭，他並發出一份書面聲明，條列出這一年來為航發會所做的努力。
眼尖的媒體還發現其中的蹊蹺：那就是張俊彥在聲明書中強調，「華航的百分之百民營身分。」
但是，蔡兆陽卻有不同看法，他強調航發會的董事是政府派的，當然有權介入。
「介入？」學者性格的張俊彥打斷蔡兆陽在記者會中，對媒體提問時的答覆。張俊彥說，「政府對華航是監督，不是介入。」
蔡兆陽仍強調，「是監督，也是介入。」
監督和介入兩字之差，落實在執行面上，有著南轅北轍的作法與結果。
陳家聲認為，台灣企業面臨的政治力介入問題，已造成經營上的阻力。
他指出，原本國際性的標竿企業，可以把台灣的影響力帶到國際，但是政客級人物把所有活動都變成政治活動。
從中鋼到航發會，人事安排似乎成了一種工具？
「教這些國際性的企業，以後要怎麼在國際上競爭？」陳家聲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