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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不能以人的好惡決策

文 / 湯明哲    
2001-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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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不能以人的好惡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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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策的良窳關係到整體企業的發展。理論上,企業的決策標準應該是謀求股東最大利益,如果決策標準不是如此,遲早會被競爭者擊敗。儘管如此,國內許多高階決策者的標準是「先重好惡,再計利害,是非第三」。個人的好惡決定了人事的升遷,甚至企業發展方向等實例,前執政黨決策模式即是一例。為什麼會產生這種決策的標準?

首要原因是人性使然,人終究是感情的動物,讓人快樂的不是理性而是感性。因此當主管有一點權力時,如果做決策能用一點私心讓自己快樂,又不致有太大而立即的負面影響,自然會以個人好惡先做決策的標準。

其次,中國人社會講究「情、理、法」,西方社會講究「法、理、情」。在講究人情親疏關係的社會,人情通常掩蓋了理性考慮,當你從小耳濡目染感性式的決策,長大也很難不依樣學樣,一有權力的機會,個人好惡就不知不覺地進入個人決策模式。

再者,雖然理性的決策優於感性的決策,決策者是否有能力做理性分析還是有問題。企業高層決策要釐清各項子決策的關係已不容易,遑論數量化的分析。決策者認為理性的利害分析不足時,只好憑自己的直覺(Intuition)做決策。但有多少企業主持人個人的直覺與頓悟能不受個人好惡的影響?當個人好惡變成決策的主導原則,組織中就產生了一些不合理的現象。

「承體上意」變成專業經理人員的生存之道,只要能承體上意,不問績效即可晉升,因此經理人員只有摒棄專業的理性分析,而以老闆的意見為意見,即使不同意也不敢與之爭辯,反正老闆英明。在這種組織文化下,老闆永遠是對的,經理人無從發揮其專業素養,如果老闆的好惡不穩定,天威難測,在其底下做事真是專業經理人最大的悲哀。

其次,有些企業利用制度將「人」對決策的影響力減到最低,結果是典章制度多如牛毛,毫無彈性,無法適應環境變遷。當典章制度不夠時,「授權」更不可行,一旦授權,個人的好惡更會影響到各階層決策,未蒙授權之利,先受其害。無法授權,只好獨裁,管理的效能大打折扣。

西方國家習慣以邏輯、道理做決策,決策過程充滿「建設性的對抗」,因此企業文化、制度、管理方式建立在理性基礎,市場較有效率。國內市場制衡力量不強,提供個人好惡揮灑的空間,前執政黨的落敗即是殷鑑。企業決策者應練習盡量壓抑個人好惡,以理性、是非為決策標準,才能改正一些國內管理的亂象。(本文作者為台大國際企業研究所教授兼台大進修推廣部主任)(專欄言論不代表本刊立場)

本文出自 2001 / 06 月號

第180期遠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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