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水準的良窳，關係著整個社會之振靡。今天，中華民國正處於由傳統的農業社會轉型至現代化工商業社會的階段；傳統的道德面對現代化過程，曾經出現若干的脫節，而整個社會的行為運作也呈現出某種程度的脫軌。
睽其原因，係人們在急功近利的思潮與傳統倫理道德相互衝擊下，產生了失調與迷失。在走向工商社會的路途中，人口集中造成都市化，但也帶來了人群的疏離；重商思潮下的現實及功利同時也伴隨著投機與浮誇，這些都給我們的社會帶來相當大的影響。
在這個勢必逐漸轉型為工商業社會的時刻，提振屬於社會主流的工商界之道德水準，實在有無比深刻的意義！
工商界也浮誇
在提高工商界道德水準的這個要求下，我們必須嚴謹的檢討與反省：目前我們的道德水準是怎麼樣的一個狀況。我們的道德水準比過去並沒有降低，只是現在求更進一步的提升；還是我們原有的道德水準已有若干的沈淪，而需要從陷落中提升回來，甚至超過原來的水準。
近年來，我們工商界的問題層出不窮，其間也引發相當的社會問題，甚至引起國際間的注意或抗議，影響不可不謂深遠！
種種經濟犯罪，如惡性倒閉(會)、虛設行號、人頭支票、暴力圍標、官商勾結、污染環境、破壞生態、仿冒商標、侵害智慧財產、餿水油、蔭花生毒害、地下經濟猖獗、不實廣告、老鼠會……等等。這些都顯示急功近利與短視的思潮－－利之所在無所不用其極的卑劣作為，在浮誇投機的風氣下工商界也傾向虛浮，不再腳踏實地的經營。
基本上，道德是一種評斷是非善惡的標準。人的行為或多或少與道德的判斷與理性的思維有關；可以說：正當的行為是合乎道德規範的行為。因為道德只是行為的一項標準，因此它不是固定、一成不變的。它是個人良知天性與社會風尚相互為用的產物；社會公認的標準，會隨著共同的好惡，也就是社會的風尚移動。四維八德都是道德的德目，都是關於個人良知天性的。
但是社會風尚呢？在一個講速效、重速利的現代社會，傳統的道德遭逢前所未有的挑戰，人們的評價尺度、社會的風尚在改變；多金、財富，成為人追求的唯一目標，為了達到這個目標，可以不擇手段。是以當社會一片倒風之時，社會對倒人幾百萬元的人並不予譴責，認為這只是小兒科，因為倒人幾千萬元、幾億元的比比皆是。顯然，在這樣的社會風尚下整個社會的道德水準是墮落的、是沈淪的。
道德貴在力行
管仲曾說：「衣食足，然後知榮辱；倉廩實，然後知禮節。」意即在基本的生活滿足後，才可與言道德。但目前中華民國每人每年國民所得已在三千美元以上(編按：目前在五千美元以上)，外匯存底也超過了四百億美元(編按：目前已超過七百億美元)，早就是衣食足、倉廩實；但何以道德未見提升，反而沈淪？
顯然，經濟生活的滿足，只是達到禮節榮辱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份條件。何況管仲只說「知」榮辱、禮節的這個層次而已，並未說到「行」。但道德貴在力行，社會的經濟犯罪有太多的「明知故犯」。因此，提高道德水準，不應該單單從經濟方面著手，而應該從多方面齊頭並進，始能奏效。
論及如何提高中華民國工商界的道德水準，筆者認為應該在政府的主導下，以整個社會大眾的道德為基礎，藉由法律、教育、輿論、宗教等四大支柱力量的支持，與企業界的自我規範，來延伸基礎的縱深，以達到提升道德水準的要求。
(一)政府的主導：政府掌握最大的社會資源，是主導社會運作的最主要力量，其一言一行都影響社會人心，也影響道德水準的走向。其努力的方向應有以下五點：
(1)建立廉能政府，杜絕貪污；(2)革新行政效率，摒除特權；(3)徹底制裁經濟犯罪，維護紀律；(4)提供公平合理的經濟環境；(5)考慮實施全民保險，除去人們對未來不確定的恐懼，而掃除汲汲於現時擁有的追求。凡此對道德的重整提升，都有其直接間接的買獻。
守住最後防線
(二)社會大眾的道德基礎：社會大眾是構成社會的基礎。其道德標準屬於「良」「善」的成份愈多，社會道德水準也愈向「良」「善」走。這是提升工商業道德水準，相當重要的力量。社會大眾應繼續發揚鼓舞勤儉與四維八德等美德，遵守紀律，忠於所事，敬業樂群。唯有社會大眾普遍向「上」，才能真正提高工商界的道德水準。
(三)法律的引導與維繫：法律的判決對社會的價值與行為的標準都有絕對的引導作用，故不能不謹慎從事。法律是維持秩序的重要依據，有其標準與效力，可以說是道德的最後一道防線。如果連法律的防線都衝破了，那還談何道德？
目前我們的法律面對快速的現代化，並沒有與時俱進，造成若干不周延的現象。如何迅速彌補現存的漏洞與缺失，並提升所謂最後一道防線的水平，對阻扼當前諸多鑽法律漏洞的經濟性犯罪應有所貢獻。而以提升法律來維繫道德水準，固然是消極的，但將會有助於整個工商界道德水準的提升。
(四)教育的投入與支持：教育是冀望能變化學習者的氣質。教育並不局限於學校教育，尚及於在職教育與訓練。除了專業技術與知識的傳授以外，不管是學校教育還是在職教育，都應該注意一般道德與職業道德的教育或再教育。
會計系的學生研讀審計學，緒論以後的第一章，即開宗明義的闡述會計師的職業道德規範以及行為規則，就是落實了柢礦職業道德的精神。工商管理科系的學生，在行銷學上也有專章專節講到「社會行銷」，重視「社會責任」，而獲致有相當成就的公司多所推崇。因此，對一般學生或行將踏入工商界的學子或在職人員，予以類似的道德教育，也是提升工商界道德水準的可行途徑。
(五)輿論的宣導與指引：輿論代表社會大多數人的看法與觀念。輿論是傾向公平正義，那麼這個社會也是傾向公平正義的。
「千夫所指，無疾而死」顯示輿論的力量。輿論或傳播媒體，應該站在鼓舞發揚人類道德的立場，才能匡正世道人心。如果對若干經濟犯罪之潛逃國外，讚歎其神通廣大或對其人奢靡浮華面的過份渲染，都足以腐蝕社會的公平正義，這對道德水準的淪落，無疑是一加速因子。不可不慎！
企業界自我規範
(六)宗教的匡扶與支持：大凡宗教的教義都是與人為善，講慈悲、講博愛。長久以來，宗教在人類道德的認知與具體的實踐上，都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一個有宗教信仰或是宗教理念的人，一般說來也有較高的道德水平，較關心他人。博愛、慈悲、鼓勵善良、誠信都是人類社會永久不易的道德，當然也是工商業界應有的道德。
(七)企業界的自我規範：在提升工商業道德水準的各項努力或各種途徑中，最簡捷也最有效果的就是企業界的自我規範。目前若干行業或公司，也不斷提出同業規範或公司規範，以為同業或公司人員行為的最高準據。
自我規範的內容不外：(1)積極自我要求專業能力與技術的提升；(2)對顧客的責任；(3)對同業的責任；(4)其他責任等項目。這些具體化、條文化的規範，對其同業或員工有比法律更高的要求，連帶也將該公司或該行業的道德水準提升到更高的境界。
透過這樣的架構，我們可以看出支撐工商業道德水準提升之七股力量。但是光有架構，並不足以保證道德的提升。我們仍需要有踐履的內涵、道德的德目或觀念來充實架構。
道德的德目很多，四維八德三達德皆是，也是上述架構中不可或缺的。在此我們重點是擺在工商業界。因此，筆者羅列以下幾項觀念與原則，來充實上面的架構：
(一)誠實信用－－這是工商業界最重要的道德。因為整個工商社會的進步就是建立在這個原則上，沒有誠實信用，整個工商社會乃至於人類文明都將退化。
(二)守法守紀，堅持公平正義－－守法是基本的修養。不守法，道德也不存在。遵守法律規範與競賽規則，大家在公平的立足點上競爭，才能建立公平正義的經濟秩序，也才有道德可言。
(三)愛護自然－－以犧牲大自然與環境生態，來獲得利潤與成長，將給人類帶來危機，也不再是文明人的作為。
(四)心懷人類－－企業的生存與發展，是為全人類謀求更大的福祉。只有提供人類福祉的產業，才能永存。
(五)尊重人性－－對所屬員工，當以人性的方法來管理。提供好的工作環境，尊重個人，才能發揮個人潛能，創造企業財富。
負起社會責任
(六)業界互助－－人類的可貴之處在於能相互合作，互相提攜。一般黑字倒閉的公司，若能獲得援手，都可度過難關。此舉無形中解決社會若干的就業及社會問題，也為自己的企業種下善根。再者，同業間若從事挖角或惡性競爭，焉能談及道德？
(七)社會責任－－一個企業對消費大眾、對其所屬員工、對人類福祉都有責任。公司的行為及成敗對其員工、消費大眾及廣大社會都有深遠的影響。不可不察！
(八)回饋社會－－適時的回報社會。工商業的獲利，並不是單靠其努力，尤須社會全體有用份子的努力。因此，當不忘所本，回饋社會。
在基本架構建立後，我們復以一般的道德與當今工商業應有的德目來充實其內涵。但我們要說的是如果只有這樣是不夠的，「徒法不足以自行」，道德是重在實踐力行，如果只是知而不去行或明知故犯，道德水準將不會有任何的提升。
道德的本質，是一種自律，而不是用來律人的。道德發展已從習俗道德、公民道德到理性的反省與自律之內省道德。因此，未來工商界道德發展，也應該朝向自律的內省道德層次，而不應停留在被動的、等待法律規定的公民道德層次。
因此，未來工商業的道德水準，可以朝(1)企業道德規範高於法律規定；(2)人類與社會全體的福祉高於企業的利潤與成長；(3)回饋社會這由三方面提升。由政府、社會大眾、法律、教育、輿論、宗教、企業界本身等七股力量的支撐，配合一般道德與工商道德內涵的實踐，導向於自律內省的道德發展層次，我們工商業的道德水準乃能真正的提高。
吳鼎昌志業與生平
吳鼎昌先生，字達詮，別號前谿，浙江吳興人，生於一八八四年(光緒十年)。先後服務於財經、新聞，及農業界。
吳先生早年以官費留日，畢業於東京高等學校，返國後考取清廷「商科進士」，並通過廷試，任職翰林院。
清末，吳先生供職大清銀行；民國成立後，大清銀行改組為中國銀行，吳先生被任命為正監督，兼全國工商會議副議長。其後歷任農商部次長、財政部次長。
一九二六年，吳鼎昌與胡政之、張季鸞共同接辦天津「大公報」，出任社長。在三人領導下，創下中國報業「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的典範。
三人辦報時，即相約不兼任政治上任何有報酬的職務。吳先生於一九三五年再度從政時，即辭去「大公報」社長，改任實業部長，扶植中央農業試驗所，不遺餘力。「中農所」多位專家後來就成為台灣農復會的基本幹部之一。
抗戰期間，吳鼎昌曾任貴州省主席，在西南地區積極發展經濟實業。一九四七年行憲後，擔任首任總統府秘書長，次年隨 蔣公退隱奉化而辭職退休。一九四九年初退隱香港，翌年八月病逝。
吳鼎昌先生平時對學術非常尊重。吳氏後人為紀念他一生報國為民的志業，在一九八四年吳鼎昌百年冥壽時，首設論文紀念獎。第二屆論文獎於今年頒發，目的與論題均從增進人民福祉著眼，這也正是吳先生一生所秉持的信念。
(吳元黎資料提供，楊孟瑜改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