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今年天文界出了兩件大新聞。首先，在二月二十三日夜，在南半球的天空中，大麥哲倫星雲Magellanic Cloud，是銀河的附屬星系)的邊緣，突然出現了一顆很亮的新星。不到幾小時，天文學家就鑑定出這新星就是自十七世紀末以來的第一次發現、二十世紀的天文學家等了幾乎一個世紀的超新星(Supernova)。
二月二十二日夜、在日本神岡和美國俄亥俄州克里夫蘭附近，兩個相隔一萬英里的深礦中，分別用了上千上萬個巨大的光電倍增管(photomultiplier)以及將近一萬噸高純度水的質子衰敗(protondecay)試驗設備，幾乎在同一秒，一起探測到了二十個中微子(neutrino)。由於六０年代以來 同時，天文物理學家也從這二十個觀測到的中微子，推斷出中微子有一個很小的質量－－只有電子質量的十五萬分之一。可是，拿整個宇宙來看，即使中微子只有那麼小的質量，所有中微子的質量的總和，比宇宙中所有看得到的物質(星球、星系等)卻要大上二十來倍。
今年天文界的兩大新聞
從哲學觀點來看，中微子的發現有很大的影響。自哥白尼倡地動學以來，人對地球的觀點，從認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到地球是太陽的附屬物；到太陽是銀河系的附屬物；到銀河系只是宇宙中億萬個星系中的一個相當普通的星系，使得人類在宇宙的地位愈變愈渺小。
如果中微子有質量的話，連組成星球演化理論和觀測及中微子天文學的發展，很快的就鑑定了這二十個中微子是這個超新星形成時所發射的。
地球的物質，在宇宙中的地位都降低了很多；整個宇宙簡直是為了中微子而創造的。這顆超新星的發現在天文界實在是一件令人極為興奮的大新聞。
可是，在發現這顆超新星前的一個月，另外一件使人非常沮喪的事發生了。中國(包括大陸和台灣)一位很有成就、在國際物理和天文界很有地位的天文物理學者－－方勵之教授，突然因為他發表的言論，被解除了「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的職位。
其後幾個月內，世界各處的學者十分關心方先生的命運；每位華裔學者都被同儕問道：「方先生怎樣了？」美國的大報(如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等)經常在顯要篇幅以專欄或專訪來報導方先生的情形。前後除了數千封寄自中國大陸內部的慰問信以外，方先生又收到數千封國際科學界著名學者的慰問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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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九月一日到四日，我去東京參加國際天文聯盟(International Astronomer’s Union，簡稱IAU)的一０八號研討會做學術報告，去開會之前我徵得我工作機關－－美國太空總署(NASA)的同意，會後去中國大陸北平、南京及上海三城市，做友好式的訪問以及學術討論。
初見方勵之
九月七日我到北京天文台去做第一個學術報告，一進門就看到方教授。這是我第一次同方教授見面，一看到方先生臉上的笑容，聽到他開朗的說話聲音，我馬上就放下心來。這次去大陸天文界訪問，方先生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做完學術報告後，下午及次日全被其他節目佔滿了，一直到星期六做第二次報告的時候，才再見到方先生。報告完畢後，北京天文台宇宙學方面的研究員陳建生約了大部份的教授晚上去他家用餐。當晚方先生興致很好，有說有笑，也談及天文問題。方先生並約我次日晚上去他家。
次日下午方先生來接我。方先生的家是「中國科學院」剛蓋好不久的大廈內的一間公寓，他住在十二樓。我在美國的時候聽說在大陸一般人都喜歡住在樓房的底層，因為據說大陸的電梯不是經常開的。可是這棟樓房的電梯自早上六時開到晚上十一時。
我一進門馬上就同方夫人李淑嫻女士見了面。他們住的公寓是由兩個公寓打通的(花了一萬「人民幣」，合二千七百美元或八萬新台幣)，還沒有完全佈置好，有幾間房還空看。客廳內有一塊很大的「北京地毯」、一台二十五吋的電視。許多書籍很整齊的放在一個有玻璃門的大書架上。牆上掛了一幅國畫，畫的是一隻站在松樹上的老鷹，題字云：「鷹乃鳥中之戰士，松乃樹中之傲士……。」
方先生說在一月出事(編按：指被開除黨籍)以後，收到許多慰問信和禮品，這就是他的一位畫家朋友畫的。我順口問了方先生是不是有電話。方先生說這個大廈是新的，總機線還沒有。要裝總機線，電話局要「科學院」付一百萬「人民幣」三十七萬美元，八百一十萬新台幣)，方先生說大約總機線遲早要裝的，有總機線以後裝一架電話要一千六百「人民幣」。
飯廳裡有一個不小的冰箱，是中國大陸自製的。燒飯的爐子用的是桶裝的煤氣。據說正在裝總管，以後煤氣公司會把煤氣分送到各公寓去。我順口問了一句，既然知道要裝煤氣，這座大廈是剛造的，為什麼不在設計的時候把煤氣管就裝好了呢？回答是，任何公司裝的煤氣管都不算，一定要煤氣公司裝的才算數。換句話說，煤氣公司一定要收足一筆「裝管費」，想來裝電話線也是這麼一回事。
我告訴方先生，台灣經濟與生活出版公司摘述了一本書「我們正在寫歷史」。他說前一天才有人給他，已經過目了。和報章上報導的一樣，方先生否認直接授權出版(編按：此書係經過中間人士簽約，方教授可以否認「直接」授權)。可是方先生說這本書的內容，都是歷年的演講稿，在大陸報上發表過的。今年一月出事後，為了他的文稿的安妥，方先生曾把所有的文稿都分交好友收藏。另外一本書叫做「哲學－－物理的工具」，在上海排版完畢，也因為一月事件而停止出版。
土法煉成鋼
我覺得，在此時此地，有許多問題(例如是否授權出版)可以不必用潘朵拉的好奇心理去追根究柢的尋找答案，因為於事無補，於人有害。對本書而言，最重要的一點是本書的正文是否為方先生寫的，這點一旦確定，本書的價值也被確定了。
為什麼國際上對方勵之教授這麼看重呢？最重要的因素是方先生是二十世紀中在中國(包括大陸和台灣)「土法煉鋼」方式下培養出來的最出色的物理學家之一。只說句「方勵之聰慧過人」，那就太小看人了。在國際物理界能和第一流物理學者同進共出，左討右論的華裔物理學家太多了，可是拿大陸的物理學家來說，有這種地位的人不多，而方先生是其中之佼佼者。
受歐美訓練的華裔科學家，是在光線充足的燈光下，用最新的儀器和計算機，在最好的圖書館以及幾乎無限的資訊中，及數不盡的同儕和教授的討論氣氛下培養出來的。
中國科學家的希望
方先生呢？除了在北大學物理的那一段時間，其他高深一點，以及到最後成名的物理知識，都是在「牛棚」中、燭光下，參考資料奇缺，沒有儀器和沒有指導教授的環境下，用苦功自修出來的。
換句話說，方先生才是真正大陸「土產」的第一流物理學家。與其說國際上對方先生的重視是因他被「整」，不如說是因為方先生是二十一世紀的中國科學家的先鋒和領隊，代表二十一世紀中國科學家的希望。
現在談談方先生的書，本書是歷年演講辭的綜合。
在這些講辭中，方先生多半是報導他在國外看到成功的國家的情況，拿這些情況來同「中國」的現狀比較，找出「中國」現狀的弊病。用科學家的眼光去看外國精神和物質的表現，進一步尋求「中國」為什麼比不上人家？怎麼使「中國」也趕快地變成開發的國家？
這本書的最重要的價值，是它包括了許多重要的原始資料，按方先生演講的內容，我把方先生在各講辭中的思想，分成幾類：
一、對毛澤東錯誤、共產黨黨政、接班人選擇的批評；不民主的因素；尋求民主的意義和方向。
二、對共產主義的批評，包括計畫經濟的不當、馬列史主義的過時化；替資本主義做「平反」。
三、「中國」知識份子的問題；傳統文化的弊病；殘餘的封建思想，和改革的方向。
四、知識份子的責任。
高幹子女繼承高官
首先要瞭解的，許多方先生說的，都適合應用在二、三十年前的台灣。可是在台灣，這一段已經成為歷史，而中國大陸還在暗中摸索，尋找脫離這艱苦時代的方法。
先說一個大陸上很嚴重的問題，就是高幹子女繼續繼承高官的問題。方先生把這個制度叫做「伯樂制」(三八頁，二一三頁)，說是那一匹馬好它就是好，連試騎這一段手續也可以免了，就是「你辦事，我放心」的那種心態。「……決定接班人……我覺得採取一種民主的方式，才能保證幹部對下負責，這才能形成一個民主社會，」三八頁)怎麼對下負責呢？
給方先生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在美國普林斯頓住的那半年時間；「今年上半年我到美國，……我住在那裡就有州議員給我寄材料，材料上說明：我這個議員最近在國會中幹了什麼事，國會討論什麼問題……說明在討論這些問題表決時，他投了贊成票，還是反對票，還是棄權。……儘管我不是他們的公民，但我是那裡臨時的居住者，他也給我寄這些東西，表示他要尊重任何一個在他這個州居住的人……就算是假民主吧，他是向我匯報，那我們是真民主吧？我還未接到過一個「人民代表」告訴我他在「人民代表大會」上面討論什麼文件，投票表決是怎樣……下次我還是懵里懵懂，還得投他的票。」(十五、十六頁)。
所有在大陸以外的觀察者，幾乎都一致承認，中國今天會這麼糟，毛澤東要負很大的責任。「三十年裡，……搞了很多完全仇視知識、敵視知識的政治活動。……毛澤東在晚年有很多這樣一些錯誤的東西，我可以列舉幾點，一個是五八年開始就說：「知識份子勞動化」。……再進一步他又發表了所謂「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的理論。一般說來，他的「高貴者」指的是有知識的人，……但他寅際上說的是：有知識的人最愚蠢，沒有知識的人最聰明。」(六五、六六頁)。
「沒有知識的人最聰明」
其實方先生還沒有舉實例呢！有好幾個很大的，用「沒有知識的人最聰明」的政策做的錯誤的後果，下一百年、二百年內，甚至於永遠，中國人還要吃這些苦。
第一個例子是毛說「人多好辦事」：第二是先在長江下游造水壩(一般是在上游先造，逐漸朝下造)；第三是在西北牧草區發展農業，以至於造成水土的破壞。
另外，他認為即使有民選代表也不見得是民主。「現在全國有「人大代表」三千人，……前不久我在美國看到「人民日報」海外版上登了一篇文章，……文章中認為「中國人代會」表決議題，差不多每次都是三千比零，是一種好現象，比國外四九比五一的表決要好。這是不懂得起碼的民主概念。」(一一五、一一六頁)
什麼是民主呢？「民主就是……根據不同利益的要求，依靠民主的方式，尋找一個平衡點。表決不一致才是一種好現象。……這樣迫使他們小心翼翼地工作，力爭不把事情做錯，……在多種要求中儘可能地實現平衡。三千比零，皆大歡喜，都是理想的方案，這是不可能的，……寫這篇文章的人本身就不懂民主，」(一一六頁)。
「過去常常說資產階級是假民主，假民主至少把水門事件中的美國總統給轟下去了。我們有真民主，就應該允許人民公開揭露某些領導人中存在的種種問題，把做了壞事的人拉下來。」(一０九頁)
誰養活誰
我們知道大陸薪金之低。美國學術界中傳聞一個笑話，說人生中三個最悲哀的遭遇是：娶美國太太(指潑婦)、住日本房子(指小)、拿中國薪水(指低)。大陸現在平均每個月每個人收入一百元「人民幣」以下(合二十七美元，八百一十元新台幣)，可是房租(絕大多數住屋是國有)也低，一個月租金五元左右。當然是有人在貼錢，問題是誰在貼，這麼做公平不公平呢？
我校一個教職工每五年培養兩個畢業生。……教職員工平均月工資是八、九十元，五年每個人就是五千元現在有的學校「賣」畢業生，用人單位要出二萬元培養費才能「買」到一個學生。兩個學生就是四萬元。……扣去一半成本費，即二萬，扣去五千元工資，還剩一萬五千元，這些錢那兒去了？相當於繳稅了。只是我們以低工資、不納稅的形式出現，實際上我們每個人都是納稅人。」(一二四頁)
「共產黨在開始的時候，喜歡說「誰養活誰」，這個問題現在也要搞清楚，」(一九二頁)。說穿了，計畫經濟，尤其是大鍋飯式的計畫經濟，誰補貼誰都不知道，誰補貼誰等於在交稅，可是連個收條都沒有。
方先生又舉出兩位唸物理的學生去為一位教授做事的例子。(二０五頁)到現在，還有人盼望清官。所謂清官，就是英文所謂的benevolent dictator(善心的獨裁者)。文化大革命一完，還有人在大陸把鄧小平叫成鄧青天的呢！有了善心的獨裁者，日子可能過得比民主社會好，可是中國歷史上有多少個善心的獨裁者呢？
「在民主國家，民主是以個人作開始的，我是主，然後政府要對我負責。從經濟上來講，……靠公民在維持政府，政府必須對公民負貢。這是民主社會的一種觀念，我覺得在我們這裡，……如果「政府」做了一件好事，就覺得「政府」真好，……「中國」很多東西線是封建傳統太深，覺得什麼東西都是從上到下來的。」(十六、十七頁)
的確，以前皇帝權威很大，什麼都是皇帝賜的，「普天之下，莫非皇土」。隨便殺一個人不算數，連處死一個有功的朝臣還要叫做「賜死」。
師長愛訓話
仔細想一下，我在中國大陸唸小學、初中，在台灣唸高中、大學，幾乎所有的校長、訓導長、教務主任……，在一有機會的時候(大半是週會)總喜歡「訓」話，而「訓」詞中，多半帶一句「政府花了多少錢來培養你們。」如果把「政府」二字換成皇帝，不是一樣適用到任何朝代嗎？
我記得只有一位初中的校長(是法國的留學生)說過：「每培養你們一個人，要幾十個農夫辛辛苦苦耕田種稻交來的賦稅……。」不必多說，這位校長的任期不長。
可是，目前中國知識份子對他們的「重任」還不能頂起來，一半是因為阿Q精神，不受人管就不舒服。一旦習慣於受人管的就失去創造性了。「缺乏創造性，……到底是什麼原因？……這種問題有我們自己的責任。有一點是中國不團結。……李政道說：……在美國的中國人物理做得相當不錯，但中國人的影響不夠大，不像猶太人那麼大，因為中國人不團結，」
另外我們要爭取一個環境。為什麼造成獨立、創造精神的欠缺？……我們去過國外一段時間的人，或在國外工作一段又在國內工作的人，都有一個相同的看法：同一個人，在國外效率高得多，……我們中國人有才能，……但必須平移一下才變得聰明，平移到歐洲，平移到日本、美國。……我們有責任要關心社會，使它成為一個讓知識份子能發揮效益的環境。」(二二二、二二三、二二四頁)。
本書還有一個極為珍貴的資料，就是聽眾對方先生講辭的反應。例如，有一次在「人民代表選舉大會」上演說，時間很晚，方先生開始演說時說了一句：「時間已經很晚了，」聽眾馬上反對：「不晚，不晚，說啊！」。如果沒有這些反應，我們也無法知道方先生是不是孤立的，還是有了共產黨一天到晚說的「群眾基礎」。
方先生在講辭中並不隱瞞他對共產黨自稱的社會主義的不滿；對毛澤東錯誤的批評；以及對民主和自由的懂慢。「全盤西化」的提出並沒有要放棄中國固有文化良好的一面，而是用西化的方式引進現代化的參考座標和管理的工具，以補充中國文化不足，和替換不合時代潮流的地方。
願做齊瓦哥醫生
要是把時代回推二、三十年，方先生的演講也適合應用在台灣的過去。由於生存的必需，在這二、三十年中台灣本身已經引進許多西方的思想。歸根說來，要在西方的商業世界中佔有一席之地，本身必須順應世界潮流。
在本文快寫完的時候，中國大陸上又起了變化，不過，這次的變化是朝一個和以前不同的方向。所有死硬馬列史毛的「正統」派的「中央委員」，包括批評方先生的胡喬木，都退休了。我們不知其內幕，但是鄧小平退休一定也是集體退休的條件和代價。同時，「科技委員會」會長宋江宣佈方勵之可自由出國和研究，可是加上一句「沒有資格作政治批評」(華盛頓郵報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八日)。
方先生自己瞭解他的天秉和他的「土法煉鋼」的高深成就，在中國大陸的重要性。我不能不再次強調，方勵之是二十一世紀中國大陸科學家的先鋒和領隊，也代表了中國二十一世紀科學的希望。方先生願意做齊瓦哥醫生，留下奮鬥，再次說決不考慮流亡(三一０、三三一頁)。
方先生是「現代化」的中國「士」的精神代表；他深愛中國，因為愛，非要批評不可；他深愛中國人民，也因為愛，非要批評不可。他要他的政府好好地為人民工作，那更非批評不可。
自文革結束，中國大陸已朝前進展了不少，可是仍然是一漫無邊際的苦海，方先生是苦海中的巨鯨。在西方，如果有巨鯨到淺灘遇有危險的時候，就有千萬愛好巨鯨的人士，日以繼夜做護鯨的工作。今年一月發生的事件，經過數千人的「護鯨」工作，方先生的危機已經過去了，可是還沒有得到充份的自由。只要大陸還沒有完全脫離苦海，我們這批「護鯨」者一定會繼續用種種和平的方式來完成這個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