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誰曾經算過，台灣的產業移往大陸，女性付出了多少成本？
台灣外移的勞力密集產業，其實都是「女工密集產業」。就在部分女性從作業員爬到管理階層、技術經驗臻於顛峰的時候，工廠紛紛歇業外移。她們頓時失去事業的舞台，很多人再也沒有回到職場，成為流連於股市的「菜籃族」。
另方面，男性台商感情出軌的程度，被形容為「十個有九個『淪陷』，剩下那個是『零件故障』」。不可勝數的台灣頭家娘，與先生創業打拚半輩子，最後老公和事業都被大陸女人「接收」。
卻也有些台灣女性不讓男性專美於前，搭上產業西進的列車，在東莞揮灑出自己的天空，去年還組成大陸「只此一家」的台商婦聯會。
「我們在台灣被壓抑得太厲害了，根本沒有出頭的一天，到大陸就可以出頭了，」現任台商婦聯會長的統順鞋業協理朱蔚紫說。「在台灣我再怎麼做，都升不了廠長，做不了『大官』。就算從業務到生產都駕輕就熟，我永遠都是做廠長的助理，」她不平地說。
一九八○年代，日本女性為突破職位升遷的限制，外派香港成為熱門的選擇。差不多就在同時，朱蔚紫也展開外派生涯，從舊金山到大連，從大連到東莞。「出來海外很簡單，你只要有本事，老闆就把工廠給你管，」她說。
到蠻荒之地開疆闢土
八年前的東莞，猶然是「蠻荒之地」，朱蔚紫成為台商先頭部隊中屈指可數的女性廠長。她把當時剛落成的工廠，經營到每年獲利以「億」計。去年換了新東家後，嫻熟成本會計的她，不到一個月內就把消耗品成本砍掉一半。
雖然她對頭銜略有微詞，「整個廠內外決策都是我負責，做的是副總經理的事，就因為我是女生，掛的頭銜還是協理，」但每個月十餘萬的高薪，外加一％的分紅權利，對多數台灣女性來說已經是夢寐難求了。「在這很有成就感，」她說。
朱蔚紫高中畢業後就到高雄加工出口區，從鞋廠女工做起，算起來在鞋業這行就快要三十年了，製鞋的每個環節她都「摸透透」。大陸幹部的流動率高，哪個部門青黃不接，她都能挽起袖子代理。
「我已經離不開鞋業了，」朱蔚紫說。儘管被視為夕陽產業，她仍堅信做鞋是很有前途的。「我正在做一種高科技的鞋子，鞋底可以變換顏色耶！」她興奮地說。
從前在台灣時，朱蔚紫就很熱衷社團活動，參加了台南市婦女會，這段經歷對她籌設台商婦聯會很有用。而婦女會的讀書小組，更使她培養讀書的嗜好。雖然身在大陸，但台灣流行的勵志類書籍，像是《最後十四堂星期二下午的課》，都逃不過她的法眼。五十歲的她，最近開始勤學電腦，「記不進去還是要用心記，否則兒子會嘲笑老媽是電腦白癡，」頭髮染著時髦顏色的朱蔚紫說。
為自己和別的女人做點事
由於婦聯會的成立，「台商婦女的生活從黑白變彩色，」大新彩印紙品副董事長林李素禎形容。從前下班之後，男性台商呼朋引伴出去玩，女性只有回房間「面壁」的份，外面世界發生什麼事都不知道，有心事也沒對象傾吐，「總是不方便跟男同事講吧！」佑興實業副理王林招治說。這種孤島般的封閉處境，使很多台商婦女無法在大陸久留。
婦聯會就像磁鐵般，給台商婦女彼此結識的機會。「我們聚起來簡直瘋得不像樣了，」朱蔚紫說。多彩多姿的聯誼活動，使大家情比姊妹深，開始發現在大陸生活的樂趣。當年流著淚被派來的王林招治說：「在東莞待了八年，愈到後面愈精采。現在叫我回台灣，我還待不下去呢，因為沒有她們（婦聯會姊妹）。」
東莞台商婦聯會裡，為數最多的是頭家娘。在台灣的時候，會計就是頭家娘必備的基本工夫，來到大陸更形重要。「大陸會計捲款潛逃這種事，幾乎每個廠都發生過。要是讓大陸幹部插手採購，有機可乘他們絕對會乘，」林李素禎說。有些台商防不勝防，就把頭家娘從台灣請來，親自接管財務和採購。
林李素禎就是其中之一。兩年前，她眼看先生的紙箱工廠，營業額愈做愈大，虧損卻愈賠愈多，內部明顯有弊端，決定親自到東莞坐鎮。她發現不純粹是大陸幹部的問題，而是台灣男性幹部「包二奶」，薪水不夠開銷，就挪用公款或收取回扣。「很多經理級的，二奶都包到廠裡來了，」她說。
林李素禎拒絕姑息。她在勞動契約增加了「反嫖條款」，凡是男性台籍幹部帶女人進廠姦宿者，第一次罰款，第二次通知家屬，第三次解雇。「同樣身為女人，我對員工的妻子要負點責任，」她說。
台灣女人在東莞，硬是要得！
（臧聲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