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法廢除的時候，台灣社會的言論自由與思想自由顯然又向前邁進一步。這項法案的取消，似乎沒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如此重大的事件未能造成震撼，並不令人感到驚訝，畢竟台灣已經走出思想枷鎖的陰影，進入開放而多元的階段了。只是對於整個民主發展歷程而言，特別是對於過去戒嚴時代的人們來說，取消出版法不能不說是值得讚頌的事。我相信，歷史並不會走回頭路；但不意味對這段傷痛經驗不必回頭再看。
我在一九八九年夏天第一次回到台灣時，攜回三本書同時出版，其中兩冊是政論，一冊是學術論文集。當時我以為戒嚴令已解除兩年，言論空間想必已經放寬。在短短一個月的停留中，我的書順利地出版，但就在出版一週後，旋即遭到查禁。我從未想到，在海外流放那樣長久的時日之後，竟還能趕上戒嚴文化的最後一班歷史列車。到今天，政府還沒有給我一個合理的解釋，為什麼我的書被劃入禁林之列。
這種對心靈思考的傷害，以及對人格尊嚴的輕侮，絕對不只發生在我一個人身上。曾經有過那樣漫長的蒼白歲月，絕情地在許多知識分子的腦海烙下恐怖與慌亂的記憶。在肆意檢查思想的年代，文章可以被刪去、書籍可以被查禁、雜誌可以被停刊、報紙可以被封鎖。尤有甚者，知識分子可以因為簡單的語言而受到複雜的審判。這種到處氾濫、到處造成損害的權力干涉，並未因戒嚴解除而稍止。憑藉一部過時落伍的出版法，當權者還是可以對舊日的美好時光眷戀不已。
讓出版法變成歷史名詞，幾乎可以視為台灣民主政治的一大成就。制度化的思想干涉，是病態政府的歷史殘餘。台灣社會有足夠的智慧與信心使腐敗的制度消滅，是值得驕傲的。我對這個島嶼的前景之所以能夠抱持樂觀，就在於見證了全體台灣住民對於求新求變、求好求善的不碎意志。解嚴十年以來，歷史事件的翻案與平反不斷在進行，包括二二八事件與五○年代白色恐怖事件。許多思想上的桎梏也不斷在鬆綁，包括教科書的改寫、教官制度的重估，以及出版法的消除。歷史巨輪向前滾動的力量，我確實深刻體會到了。
然而，我也並不全然是樂觀的。外在制度的解除可能是容易的，但內在心靈的解放似乎就不是那樣簡單。看得見的傷害可以透過人為的努力解決，看不見的傷害就必須倚賴智慧的累積。像空氣污染的問題、思想檢查制度看得見，容易獲得糾正。但像輻射線的問題、人際之間的猜忌是看不見的，那絕對不是倚賴制度的改革而已。那已經是行為脾性的一部分，恐怕需要更多時日的改造。這十年來，還是可以發現有人隨意製造「統派」的帽子，不經思考就誣衊別人是「賣台集團」；那種傷害較諸制度化的權力干涉來得嚴重。
台灣曾經有過不堪回首的歷史。我會對著歷史的甬道一再回首，只因害怕錯誤會重複發生。我不斷回頭，為的是向朽舊腐敗的歷史揮別，也是為了祈求朝向二十一世紀的台灣，錯誤不再回頭。
（本文作者為靜宜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