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歷年的勞工運動「秋鬥」中 ，站在宣傳車上指揮千名勞工、聲嘶力竭高喊口號的鄭村棋，和年僅三十一歲、曾因國民黨中央黨部拆除重建與十四、十五號公園預定地拆遷事件砲打台北市政府的林正修，在新任台北市市長馬英九點名下，分別出任勞工局長和民政局長。
這項報紙社論評為大膽、另類的人事案，不僅眾人議論紛紛，國民黨高層也頗感意外。
「黨政人士看了（人事名單），都raise their eyebrows（驚訝得揚起眉毛），問我：『怎麼找這種人？』」馬英九在名單公布前夕，形容國民黨部分高層人士對小內閣名單的反應，語氣中對自己這項出人意表的任命案流露出自信。
馬英九下這一著棋除了要顯示他沒有人事包袱，也被視為與陳水扁的市府團隊名單較勁。
在體制中改革或造反？
社運人士出任地方官職並非沒有前例 ，陳水扁的小內閣就有多人具社會運動的背景，例如勞工局長郭吉仁（勞工陣線）、都市發展局長張景森（都市改革組織）、社會局長陳菊（台灣人權會 ） 、環保局長劉世芳（環保聯盟）。但是 ，「民進黨用（社運人士）不奇怪，國民黨用才奇怪，」東吳大學政治系副教授郭正亮一語點出其中關鍵。
鄭村棋等人入閣令人詫異的原因是，這代表了激進的社運人士和保守勢力的國民黨人士的結合。對部分社運界人士而言，這宣告脫離民進黨情結，終結社運只和民進黨合作的局面。從此，「社運界有自主性，選擇和誰合作是基於社會運動的利益，」工運界元老、原任工人立法行動聯盟召集人的鄭村棋說。
社運人士從街頭走進市府，積極的意義是，社會運動者的新思維、新觀念可成為一向保守被動的官僚系統進步的推力。對社會運動觀察多年的都市改革組織理事長曾旭正指出，在數人頭的政治規則下，少數、弱勢的聲音常被主政者忽略，社運人士進入行政體制，帶進對弱勢者的關懷，正可彌補這個缺陷，他們和社運界的淵源則可以號召民間團體配合。
以往，社運人士進入體制後，確實曾有創舉。陳菊在任內成立婦女權益促進會，延攬多位婦運人士，推出鼓勵婦女參與公共政策的「婦女治城」，以及保護受虐婦女的二十四小時專線等措施，頗受婦運界肯定。張景森在都發局推動地區環境改造計畫，帶動社區參與 ，利用社區的力量打造社區特色及公共空間，如溫州公園、永康公園、日出奇岩公園，乃至最近剛出爐的師大露天藝術廣場、愛國東路婚紗街。郭吉仁和劉世芳共同推動環保局清潔隊員與職工成立工會 ，成為第一個公家機關的工會。
然而，社運人士從體制外轉換到體制內，也可能產生負面影響：一向挑戰體制的人如何在成為體制的運作者後不在體制內造反 ？高舉理想旗幟的社運人士，是否會提出不切實際的政策？或因施展不開將銳氣消磨殆盡，折損了社運大將？張景森就曾被批評無法跳脫改革者的角色，時與中央、省府、議會鬥，形成體制內的對立。鄭村棋上任的第一週也因言語不當，被議員指為「講話還像社運人士」。
適當轉換體制內外的角色
從體制外到體制內，社運人士不免要面對角色轉換的問題，能不能調適得好，個人的行政經驗、性格和政治柔軟度非常重要。雖然幾位具社運背景的官員均認為自己沒有「適應」的問題，但一位前市府官員的幕僚表示，體制外的人進入行政體制，熟悉行政流程或看懂預算並不困難，卻往往需一、兩年才能克服理想和現實的落差。
對曾任都市改革組織秘書長的林正修而言，體制內外並非毫無連貫之處。以他過去和市政府交手的經驗，他明白體制的局限，也相信官僚體制裡的繁文縟節有穩定系統的必要性，這些對他不是問題。進入市府前，他就有採「局部改良主義」的心理準備，只「在小地方做點小怪」。過去的理論和高調都得收起來，連語言都要修正。上任的第二週，受訪中的林正修急急收回脫口而出的學院名詞「辯證」，「我現在盡量不用英文和專業術語，還要求助理隨時糾正，」書生氣息濃厚的林正修一臉歉意地解釋。
同樣的問題對鄭村棋似乎也不存在。在一向黑白分明的鄭村棋心中，體制內外的界限是很鮮明的。他坦言，社會運動者的角色在尖銳指陳出社會問題，而不管解決問題的現實條件；但行政官員不是革命者，他只要求自己在有限的條件下做到最好。鄭村棋表示，如果做不好，本來批判人的反成被批判的對象，「被丟雞蛋也是滿合理的。」
「骨子裡我是社運人士，現在是勞工局局長，就好像唱平劇，我不會踰越本分把曹操演成關公，只是因為社會運動的經驗，我可以演出不同風味，」喜歡穿夾克甚於西裝的鄭村棋說。
與具社運背景的官員共事的公務人員，也需要調適。一位市政記者觀察，當前市府具社運背景的官員提出新觀念、而部屬不能接受時，部屬常認為主管故意和中央作對，而陽奉陰違，官員的政策雖好卻無法有效執行。
郭吉仁就曾為要不要將勞工災害中有疏失的老闆移送法辦和部屬有過爭論。從戒嚴時期成立「台灣勞工法律支援會」即關懷勞工權益的郭吉仁認為，保障勞工是他優先的考慮，但一些部屬持保守立場、不以為然，因此在一些決策中，他比喻說服部屬的過程有如「拔河」。一位勞工局的職員表示，四年下來，同仁才漸漸調整成以勞工的立場來行事。
典當社運的光環換取烏紗帽？
體制內外最大的差別，在於對法律的看法。社運人士認為惡法非法，公權力往往被視為政府壓迫弱勢的工具；但身為官員，奉公守法是美德，依法行政則是最高準則。幾位前市府官員都懂得在奉行法律之外，在法令模糊的地帶運用解釋空間或行政裁量權，為弱勢謀福利。
去年底成立的北市環保局產業工會就是郭吉仁運用行政裁量的結果。依工會法規定，各級政府機關不得組織工會；但他認為環保局員工中有三分之二不具公務員身分，不在此限，而且其權益更需藉工會來保障，因此以「專案」簽報市長特准成立。雖然資深的國民黨籍市議員蔣乃辛批評，這種憑直覺而行的行政裁量不可取，卻是官員在僵化的體制中經營新意的機會。
對鄭村棋和林正修而言，依法行政是最起碼的要求。鄭村棋認為，現有的法律一點折扣都不能打，但他將盡最大能力，運用現有的解釋空間，朝有利勞工的方向去做。遇到不利勞工的法令，除了向市長或勞委會尋求救濟之道，若有執行的急迫性，他也不得不執行。
社運人士在體制內取得政權，對社運是一大利多，多數社運團體對鄭村棋等人能進入體制內施展身手表示支持。雖然社運領袖進入體制內有被收編之虞，如同勞工陣線秘書長郭國文所質疑的，是「拿社運的光環典當，換取一頂烏紗帽」。但是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授夏鑄九認為，社會運動與體制收編本來就有矛盾，如果社運人士進入體制內能實踐社運的理念、保持自主性，就不是收編，有合作的機會大可嘗試。
曾旭正也觀察，透過社運人士被點名入閣，社會運動搬上檯面，在一般人心目中不再是洪水猛獸，社運因而被「除污化」。同時，在媒體關注下，社運的議題有機會成為公共議題。從去年底名單公布至今，鄭村棋頻頻受邀上叩應節目暢談他的理念，對照過去在街頭必須使盡各種花招才能獲得媒體青睞，他不禁覺得體制內還是有其優勢。
社運人士也樂觀地預測，市民對政府施政要求愈來愈高，有著進步觀點的社運人士進入體制的機會也將增加。但是政治人物能不能合作，要看這四年內鄭村棋等人是否被授權，「就看到底國民黨可以給社運多大的空間，」林正修語重心長地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