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存在主義作家卡繆（A. Camus）重回人間，他必然驚訝，世紀末的台灣竟然那麼「存在主義」。
正如卡繆的《黑死病》中遭遇空前致命瘟疫襲擊的俄蘭城，台灣在短短一年間飽受中共圍堵，連番失守南非、中非、幾內亞比索與東加王國等四塊外交版圖。在此期間，美國公開「三不政策」——不支持台灣獨立、不支持製造「兩個中國」「一中一台」主張、不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及其他由主權國家組成的國際組織；外交風暴正如瑞伯、芭比絲颱風般，漫天跨海、一波接一波席捲而來。
小辣椒Vs.強權巨人
儘管形勢如此艱鉅，十月在上海、北京舉行的辜汪會、辜江會中，八十二歲、代表台灣的談判代表、海峽交流基金會董事長辜振甫，面對從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以下的各級對手，依然耐心而清楚地表明，「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
十一月初，東加王國宣布與台灣斷交當天，在大陸工作會議中，行政院長蕭萬長收起他的招牌笑容，無視講台兩側懸掛「開創兩岸新局、創造良性互動」的標語，一字一句地指出，「對新階段兩岸關係的發展，我們不宜抱持超乎現實的憧憬與過多期待。」會中，從陸委會、國安局、外交部到經濟部的工作報告，也「口徑一致」地同聲譴責中共在兩岸關係上的不友好態度。
同一天，外交部政務次長李大維嚴肅宣布，政府將採行「整合外交、經貿、國際新聞三合一力量，結合民間力量，推動總體外交」等措施，將兩岸競局提升到總體戰的層次。如同還以顏色一般，政府旋即宣布與馬紹爾群島建交。
在《遠見》雜誌專訪中，大陸委員會主任委員張京育更不諱言，「不是我們心灰意冷，是外在環境讓很多人心灰意冷。」
從民國七十六年政府開放大陸探親以來，兩岸交流十一年的結果卻是回到原點，為什麼？
兩岸終止協商三年多 ，滿載國人期待的第二度辜汪會，其發展從「 破冰」「融冰」演變到來年的總體戰，又是為什麼？
這場世紀末的對抗，雙方實力懸殊。一方只有兩千一百萬人口，卻是李登輝所說的「很辣的小辣椒」；另一方有十二億人口 ，是堅持共產主義、最新崛起的區域強權。「在這場意志的競賽中，」辜汪會期間一篇《華盛頓郵報》的社論分析，「擁有核武的中國巨人認為，以其區域強權的地位可以拉開戰場的縱深；纖細的台灣則以新興民主和自由市場的形象，加上美國的保證來對抗。」
事實上，台灣依恃的是堅強的民意基礎。一種「不統不獨、維持現狀」的「存在」式民意主張。根據歷年來民意調查顯示，台灣統獨的光譜雖然會因兩岸的偶發事件而消長，但比較穩定的多數是在「不統不獨」的中間部位。
不統不獨、維持現狀的存在式思考
這種「存在」式的民意，也使得世紀末的台灣充滿光怪陸離的現象。一方面，政治人物可以在高喊保衛台灣、台灣優先之後，驅車前往北海岸小漁港，大啖剛上岸的大陸海鮮；政府三令五申「戒急用忍」，但是市面上電腦掃描器、光碟片等高科技產品節節降價，隱約透露高科技廠商已在大陸設廠、大量生產的訊息；而高唱「根留台灣」「愛台灣」之餘，卻又出現企業脫產、投機套利 、短線經營、移民風潮等不一現象。「整個台灣，生活層面與經濟利益的追求明顯發生衝突，」一位台大經濟系教授觀察，「關起門來，我一點也不喜歡大陸的生活方式，但是為了謀生，卻不能不到大陸搶市場。」
交流十一年，一千四百萬人次的台灣人前往大陸探親、觀光、經商後，依然堅持不統不獨、維持現狀的「存在」式思考，擴大了政治人物空前的想像與活動空間。一九九三年 ，政府將重返聯合國一事列為「對外工作首要重點」，理由是絕大多數民眾認為政府應積極推動參與聯合國。這項提案雖然連續六年被聯合國封殺，在外交戰場上，兩岸資源與財力的較勁卻是趨於白熱化。
根據台大政治系教授高朗研究，過去十年，全球一百九十二個國家中，同時未與兩岸建交的國家，僅剩下不丹和帛琉。其餘一百九十個國家「非楊即墨」，完全捲入兩岸外交的零和賽局中，「一方的進展，就是另一方的損失，建交的價碼也從百萬、千萬節節升高到上億美元，」高朗凝重地指出。
另一方面，這種「存在」式的民意思考，也帶出一連串政黨與政治人物自我定位的變化。解嚴前後，國民、民進兩黨對恃的局面，因為統獨立場的摩擦，形成國民黨的分裂與新黨的誕生。兩年前，民進黨權力結構也因為對國家定位的質疑，衍生出建國黨與新國家連線等標榜急獨的新興小黨。而「一中兩國」「一個中國」的爭議，又拉大新黨內部的裂痕。
不能適應政治市場，就會被淘汰
比較國發會前後國民、民進和新黨在大陸政策的異同，一位陸委會官員肯定地說，三黨達成的共識就是與大陸談判。
台灣主要政黨在大陸政策上，從沒有交集發展到理念趨同，關鍵在於兩岸關係是個新議題。剛開始時，政治人物大膽表現主觀的信仰和政治信念，然後再慢慢朝現實與對自己有利的領域學習修正。
台大政治系教授吳玉山喜歡把選舉比成商戰來觀察台灣政黨變化，他表示，「政治人物就像企業家，不能適應市場，就會被淘汰。」
令人關切的是，民間思考的「存在」形式，並不等同於官方標榜的「存在」形式。
文化評論家南方朔就指出，喊遍大街小巷的「台灣優先」口號，其實是種文字遊戲，是一種政治人物在兩岸議題表態時，「占到便宜，又沒有太大風險」的論述。在川流不息的台北馬路上，一位計程車司機談起兩岸關係，脫口就是「一群政治人物在爭權奪利」，這位兩個孩子的媽媽拉高聲調，「你去爭，爭到世界第一；不吃飯，就成仙了。」
同樣的，在一些台商眼中，政府處理兩岸經貿的戒急用忍原則，意識形態成分更甚於政策本身應有的層次與步驟，反而無助於台商的配合與動作。
一位企業界人士指出，近年來，中國大陸的不景氣，已經讓許多大企業審慎處理大陸投資的案件，老老實實地戒急用忍，例如王永慶海滄電廠案的縮水、統一企業大陸投資案的重估等。
問題是，如果各部會奉戒急用忍為圭臬，各自把關，而無法形成一個整體而細緻的計畫時，政策就出現空洞化現象。例如政府雖然開放境外航運中心，但是在境外航運的金融、貿易等相關法規上，卻看不見任何漸進或可操作的政策步驟。「沒有漸進的學習和經驗累積，台商如何與國際廠商競爭，」全國工業總會執行秘書蔡宏明擔憂地說。
美國的態度是不是關鍵？
九月間，金融風暴的陰霾下，政府放出各種利多訊息，股市照樣疲弱不振。但是美國政府宣布考慮將台灣納入「戰區飛彈防禦系統」當天，股市馬上大漲兩百餘點。
解讀這個弔詭的訊息，一位台大經濟系教授感慨地指出，「人民心中很清楚，誰有能力保衛台灣。」
而美國政府在辜汪會談前夕宣布，將售予台灣五億多美元的軍備，也被國內政界解讀為「讓台灣談判時有信心」。
儘管美國總統柯林頓六月訪問大陸，口頭宣布「三不政策」後，美國已經逐漸成為兩岸關係的推手，評估這種形勢演變，一位不願具名的海基會高層官員並不著，「美國只要求中共和平解決兩岸問題，而沒有說要和平統一。」
問題是，歷史是一面鏡子，現實源於歷史。美國介入中國事務並非始於今日，中國人也並未因此而受惠。
五十三年前的今天，美國總統杜魯門任命馬歇爾將軍為總統特使，前往中國宣示美國對華政策：「協助中國建立一個統一的、民主的、和平的國家。一個強大統一而民主的中國為聯合國理想之實現，也是世界和平所必須。」進而演出馬歇爾八上八下廬山、努力調停國共兩黨的內爭。
曾親自採訪國共和談、目前碩果僅存的資深記者陸鏗，對當年一段往事有著深刻的感受。在《陸鏗回憶與懺悔錄》中，他沈重地指出，「美國的願望是好的，只是美國高估了自己的威望，過於低估計國共兩黨的頑固與執著，一個決心消滅對方，一個則『彼可取而代之』。」
兩岸交流十一年，其實是一個多邊角力互動學習的過程。台灣的境遇也在這個擺盪的過程中搖晃，苦撐待變，摸索自己想要的生存之道。
民進黨秘書長邱義仁認為，這樣的生存固然辛苦，卻換得自在、尊嚴，是一個基本價值的選擇。「台灣要接受小國的生存之道，」秋日上午，坐在安靜的辦公室裡，邱義仁輕輕地說著。
在《黑死病》中，瘟疫終於退出俄蘭城，關鍵在於堅毅而溫和、充滿人性關懷的李爾醫生，成功地結合了各種信仰、各種價值的人，持續地努力、靈活地嘗試，終於戰勝看似無所不在、無可抗拒的瘟疫。
等待跨世紀接班的台灣中生代領導人中，是否有這樣的人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