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金融大地震，震垮了印尼蘇哈托的政權，也讓力倡企業「南向」的中華民國政府停下腳步，裹足不前。印尼政變築起的高牆，阻隔了政府企業繼續往南看的視野，而遺忘一顆未受政變影響的明珠－－澳洲。
雖然雪梨街頭的行人依舊不疾不徐，難以分辨到底誰是住民誰是遊人、是上班還是下班時間；但若說優雅的澳洲沒有被金融風暴吹亂一根髮絲，有點言過其實。澳洲最大的皇冠賭場，最近才因為賭客驟減、經營不易，換了老闆。
經濟倚賴亞洲甚深的澳洲，一九九六年到九七年與APEC(亞太經濟合作會議)國家的貿易額達七百二十多億美元，占該國總貿易額的七一%。因此，亞洲各國的一舉一動，都讓澳洲牽腸掛肚。印尼政變期間，澳洲地方報紙頭版天天刊登蘇哈托的最新聲明，總理霍華德也不斷劃清澳洲和印尼的界線，深怕澳幣像印尼盾一樣一蹶不振。畢竟金融風暴威力無窮，無人倖免。
不過，相較於政經動盪不安的鄰居，這塊遺世獨立的大陸已經算是樂土了。與亞洲國家相較下，澳洲一直是生活品質居冠、物價水準敬陪末座的國家。根據《一九九七世界競爭力年報》(The 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 1997)的資料，金融風暴前，澳洲的生活費甚至比印尼、馬來西亞便宜。
廣袤的土地是澳洲最大的資源，擁有和美國大陸相近的面積，人口卻比台灣還要少。到首都坎培拉走一遭，很少見到超過五層樓的建築物，房子「躺著蓋」都不怕土地不夠。雖然澳洲國民平均所得近台灣人的一．七倍，地價卻十分便宜；鄰近城市的工業用地，價格低於台灣的三分之一。
三大投資優勢，以「人」為最
「在澳洲投資有幾個優點：一是天然資源豐富，二是法令完善，三是人才優秀，」十八年前就赴澳投資食品業的欣伯國際公司董事長、澳洲昆士蘭台商貿易協進會理事長許景河分析。除此之外，澳洲還是最靠近亞洲市場的英語國家，特別受到歐美企業的青睞。根據澳洲外交貿易部的資料顯示，一九九五年至九七年共有兩百四十家外商公司選擇澳洲為區域總部，包括惠普(HP)、IBM、微軟(Microsoft)、諾基亞(Nokia)及西門子(SIEMENS)等。
完善的投資環境讓人心動，澳洲的「人」更是無形的寶藏。許景河特別推崇當地的管理人才，他在澳洲的公司總經理就是當地人。他也舉例，香港的五星級飯店有八九%的經理是澳洲人。
僻處世界邊陲的澳洲，人口僅一千八百萬，就出了八位諾貝爾獎得主，除了一位得到文學獎，其餘七位都是科學方面獎項。以十多億華裔人口有五位諾貝爾獎得主來看，澳洲人才素質確在亞洲之上，尤其生化醫學人才，更有傲人的紀錄。一九九六年道合第博士(P. Doherty)獲得諾貝爾醫學獎，使澳洲的醫學獎得主增加到四人，其中包括一九四五年發現盤尼西林的三位科學家之一的弗洛瑞(H. Florey)。澳洲的醫學研究及醫療體系相當先進，「很多東南亞國家的官員生病，都直接到澳洲就醫，」澳大利亞商工辦事處代表郭森若說。
「自然科學源自於英國，早期澳洲又都是英國移民，」談起當地科學發達原因，移民澳洲的台灣科學家吳汝瑜說。而西式靈活教育的訓練下，學生也都有很強的創新能力。
有趣的是，台灣的人才多往行政、企業界發展，澳洲的人才卻通常流向研究領域。目前有八萬六千兩百人從事研發工作，平均每兩百零八人就有一人是研發人員。政府支持是澳洲研究風氣鼎盛最重要的因誌。為了鼓勵企業研發，澳洲政府提供「研發減稅方案」，企業可以享有研發支出經費一二五%的減稅額，共有四千家企業受惠。澳洲也特別歡迎海外科學家移民，九年來共有三萬一千位科學家及工程師移民，連力主反移民的一族黨也不排斥科技移民。
科技結合商機，共創雙贏
產業競爭激烈的台灣，研發必然以「商品化」為終極考量，然而澳洲卻有不一樣的邏輯。在澳洲投資生化科技產業的前榮總主治醫師盧永吉就表示，澳洲許多研究都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但卻沒有長遠商業化的眼光。
澳洲人出讓「白血球生成素」的故事就是一個例子。在以放射線或化學療法治療癌症病患、消減癌細胞的同時，還會殺死大量的白血球，必須靠白血球生成素來維持人體內白血球數目。它的專利到期時，發明人卻沒有看到未來的市場遠景，而平白落入一家美國公司手裡。這項產品第一年上市就為該公司賺進約十億美元，估計每年仍有三十億美元的獲利。
世界貿易在製造、電腦工業及服務的領域上快速創造出來的產業價值，讓一向以農礦立國的澳洲人覺悟不能只悶著頭做研究，不食人間煙火。有七十二年歷史、七千名科學家及員工的澳洲國家級研究單位 澳大利亞聯邦科學研究院(CSIRO)，正積極思考轉型，希望增加以產業需求為前提的研究計畫。一九九三年，該研究院院長率隊來台，與只有二十多歲、擁有六千名員工，卻與產業界交流經驗豐富的工研院交流觀摩。
CSIRO位於墨爾本的份子科學研究中心，就在Monash大學幽靜的校園旁，從實驗室後方的大塊玻璃窗望出去，是一片綠草樹木。曾經待過工研院的CSIRO研究員吳汝瑜指出，過去CSIRO的研究太偏基礎科學，近年來才逐漸走工研院模式，希望促進產業和研究單位的交流合作。吳汝瑜不諱言，澳洲的科學研究強、應用弱，這點和台灣產業恰巧互補，因此他們也希望能和台灣的產業界合作。
從著重科學研究的「中央研究院」，到以提升產業技術為前提的「工業技術研究院」，CSIRO試圖瞭解產業所需。CSIRO前院長史達克(J. W. Stocker)即指出，該機構每三年都會以是否有潛力創造產業利益為前提，重新評估、檢討研究目標。
以吳汝瑜服務的分子科學研究部門為例，研發項目愈來愈具「商品樣」。澳洲現在通用的塑膠貨幣，就是由主任研究員冒懷慶帶領的小組所研發。冒懷慶表示，塑膠貨幣最難的技術在於透明的防偽窗口。目前冒懷慶帶領的幾項研究，還包括人工角膜、可長時間配戴的高透氧超薄隱形眼鏡等；與企業的合作案則有和杜邦公司開發的特殊塗料，可以應用在高級汽車烤漆等方面。具蒙古血統、娶了個台灣太太的冒懷慶說，他們希望和企業採取靈活的合作方式，達到雙贏局面。
搶占生化科技產業，迎戰下世紀
雙贏必須靠雙方面共同努力創造。台灣和這個南半球的人才智庫，究竟在哪些領域有合作機會？
根據國科會的統計資料顯示，一九八七年以來，全台灣花在工程領域的研究經費從未低於總研究經費的七０%，一九九六年企業的工程研發經費更高達九一．九%。澳洲政府的研發經費則多半投注在生化農技領域上，一九九四至九五年，光動植物產品的研究經費就占五分之一以上。
即使台灣和澳洲有許多互補的領域，但在政府力倡企業南進時，高科技人才豐富的澳洲卻一直被台灣產業忽略，喪失了搶占南太平洋第一大國的市場先機。許景河坦言，電腦產業部分早已被歐美大廠捷足先登，台灣進入市場已經太遲。
「在澳洲的台灣電腦業者，哪一個不是像我一樣從早上九點工作到晚上九點，」宏碁電腦澳洲分公司總經理林森楠苦笑著說。在這個閒適的國度裡，即使這麼拚命，仍然無法一舉攻下市場。林森楠表示，台灣的電腦廠商在澳洲最大的困境就是品牌知名度不夠，而澳洲人口少，內需市場不夠大，再加上運輸線長，很難賺大錢。這種天然障礙連國外大廠都無法扭轉，前一陣子IBM才因業績不佳，撤掉在澳洲的一個廠。
電腦業進入市場時機太晚，相較之下，許景河看好在生化科技產業的合作機會。負責研究生化投資案的中華開發技術處李世仁分析，生物科技產業和電腦產業不同，它的研發期長、行銷期短，台灣可以利用從電腦業累積的亞太市場行銷及量產管理經驗，加上成熟充沛的民間資金，與澳洲先進的研發能力搭配，合作生技藥品產業。他也指出，台灣有非常完整的半導體與石化產業，對醫療器材、生物感測器等產品的量產，極有幫助。
直接投資是進入澳洲市場的一種方式。盧永吉等人在澳洲投資生化公司PROGEN，六五%以上股份是由台灣移民或台灣人持有。今年六月，該公司副董事長張榮基回台灣舉辦投資說明，和投資界保持密切聯繫。
PROGEN原本由一群教授經營，有很強的研發能力，張榮基、盧永吉等買下這家公司時，已經獲得美國FDA(食品與藥品檢驗局)的設廠條件和執照，也拿到澳洲TGA(Therapeutic Goods Administration)的執照。經過五年重新整頓，PROGEN的股票一九九五年在澳洲上市，一九九七年在美國上市，至今已生產、研發一百六十多種生化產品，包括抗凝血劑、治療氣喘及風濕性關節炎的藥物等，目前正研發一種新的抗癌藥物，已經進入第一期人體試驗階段。盧永吉透露，前一陣子美國一家公司也在研發抗癌藥物，用的原理幾乎一樣，但是PROGEN的技術至少早一、兩年。
雖然澳洲有許多投資優點，卻不必然是投資者的天堂。除了內需市場不大，澳洲的地理位置偏遠，國際性公司勢必得拉長戰線、增加運輸成本。而澳洲的地價便宜，「有土斯有財」觀念深厚的台灣投資者喜歡購置土地，經驗豐富的許景河則特別提醒，澳洲各項資產管理成本高昂，增值獲利空間很小，土地用租的可能比用買的划算。此外，澳洲工會組織頗強，很重視員工福利，員工一年得有四星期的休假，習慣員工勤勞打拚的台灣老闆，可能一時無法適應。此外，澳洲也是高賦稅國家，商業稅在三０%以上。
據說，台灣要以生化科技產業迎戰下一世紀。和有一套完整法令、積極吸引外資、輔導產業研究的澳洲政府比起來，我們的生技政策似乎仍在多頭馬車的階段。電腦產業已經吃過晚進入市場的虧了，難道還要重蹈覆轍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