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並不期待我的醫師愛我如親友，我也不期待他與我一同承受我的痛苦。我更不奢望占有他很多時間，但是因為每位病人的病都因人而異，我只希望他能給我五分鐘，在這麼一小段時間內，全心全意貫注在我的問題上，在關心我肉體的同時，也不要忘了關照我的心靈，如此，醫師才能真正瞭解我的病痛。
意譯自安那托布洛亞(《紐約時報》文學評論家)
「病人檢視醫師」一文
曾任美國史隆卡特琳癌症中心院長的路易湯姆斯教授於一九八三年出版了一本暢銷書《最稚齡的科學》(TheYoungest Socience)。湯姆斯以他個人的經歷，說明了醫學－－最稚齡的科學－－在這一世紀中神奇驚人的發展。
湯姆斯的父親是第一至二次大戰時代一位典型的醫師，湯姆斯回憶，他自五、六歲小小年紀開始，就時常跟著父親到病家往診。以當時的醫學環境而言，病人病情是否好轉，多半取決於本身體質的好壞，醫師事實上並沒有多少能力去改變他們的命運。但是在病家眼裡，在此無助的時刻，給與適時的關懷和協助，卻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小湯姆斯常在睡夢中被電話鈴聲吵醒，接著聽到父親匆匆起床、接聽電話、更衣、出門的聲音。這種夜半的召喚，不是接生就是病危，他父親必定無怨無悔地趕去病人家裡，因為病家期待醫師緩解他們的恐懼和無助感，扶持他們度過家人生命最後的時刻。
一九三三年，湯姆斯以這種醫師角色的認定選擇與父親相同的路，進入哈佛醫學院。在他四年的醫學生生涯中，醫學的進步仍止於對疾病更多的瞭解和較為正確的診斷，在治療方面的進步則有限。因此，當他擔任住院醫師時，主要的工作是照顧病房中一個接一個病危的傳染病人。當時人們一談到肺結核或梅毒，就像今天國人談癌色變一樣，認定就是得了絕症。
醫學的分水嶺
然而不到幾年，一九四０年初，抗生素的出現使醫學大大改觀。過去許多註定無法康復的病人，在使用抗生素後幾小時內，情況明顯改善，幾天後就恢復健康。湯姆斯很慶幸能跨過這個醫學的分水嶺，目睹了醫療的一大突破。一夜之間，醫師的角色從消極的照顧變成積極的治療；從此，一位好醫師不但要有一顆慈悲與關懷的心，也必須兼具專業的醫術，方能給與病人有效的治療。
其後從疫苗、抗生素的發現，公共衛生系統的建立，高血壓、糖尿病、心臟病等病有效藥物的發明，放射診斷科技的發展，移植、癌症醫學的進步……，生物科技在過去六十年中突飛猛進。如今多數疾病不但可以治療，治療的成功率也可以經由科學化的統計數字精確地計算出來。尤其在過去二十年中，醫療科技進步更為神速，效能驚人，例如，美國的麻醉醫學由一九八０年初約萬分之一的意外死亡率，進步到目前在合乎水準的醫院中只有三十萬分之一。今天全美心臟手術平均死亡率在五%以下，在卓越的心臟醫學中心接受手術的成功率更在九九．五%以上；早期癌症也有九０%以上成功治癒的把握。不容否認的，這六十年醫療的發展，遠超出過去幾千年醫學發展歷史的總和。
從一個世紀前醫師主要依賴雙手執行醫療，演變到今天眼花撩亂、莫測高深的高科技診斷和治療儀器，醫療形態的改變確實讓一般人有應接不暇、調適不及的感覺，一般病人對於這些儀器和現代醫術都極感陌生。因此這些年來，談到醫病關係時，很多人不免都認為高科技的介入是造成醫病疏離的主要因素。
醫病互信，才能互蒙其利
現代的醫療固然是極端科學化的醫療，病人在診斷和治療的過程中，大部分的時間是與儀器為伍，現代的藥物也常有不可思議的效力，相形之下，醫師扮演的角色似乎有所轉變。
但這並不意謂著廣泛使用科技，就必然造成醫病關係的疏離；相反的，醫療的精緻化，使醫師能因病人生理、病理、心理等差異，做精確的調整，使其得到最佳效果。
尤其在世紀交替之際，因為各種因素，我們常患的疾病種類不停轉變。過去容易致命的傳染疾病不再構成威脅，可是現在和未來我們要面對的是治療難度高的癌症、慢性心臟血管疾病、糖尿病、嚴重外傷所帶來的後遺症、老人退化性疾病、抗藥性高的結核或甚至愛滋。這些潛伏期長、一出現就很難控制的疾病，不但需要醫者精確嚴謹的專業素養，病人更需要親密、持續關心的長期照護。唯有醫師與病人完全溝通，方能偵測到病人的個別差異和變化，必要時，假手高科技給與最適當的治療。
過去的病人仰賴醫師解除他們對疾病的疑惑，以及對死亡的恐懼，現代的病人也有相同的需求，甚至需要與醫師更多的溝通，解釋高度科技化的醫療及複雜、漫長的診療程序。
我從個人的經驗中發現，當我與病人的溝通愈深入、愈瞭解病人，並得到病人高度的合作時，不但能提高判斷的敏銳度，同時也能將科技的功能發揮到最大的極限，達到醫療的最高效能。換句話說，醫師和病人建立愈親密的關係，關心度愈高、責任感愈重，醫師就愈能為病人盡最大力量。在這樣的情況下，往往能得到意想不到的醫療效果。這種經驗的累積，是促成醫療突破的原動力。
醫藥科技的發展提供了現代醫師神奇的治療利器，科學化的醫療急速地改善了醫療成效：在這半世紀內，人類的平均壽命已由四、五十歲增加到七、八十歲，但是，醫師對病人的瞭解，以及他們能給與病人的心靈慰藉與求生意志，始終不是電腦、機器人等科技所能取代的。醫術的最高境界仍然有賴醫師的智慧和愛心，去促成病人和醫療科技之間恰到好處的結合。為了達到最卓越的醫療成果，醫療科技非但不能取代醫病關係，醫師和病人之間的溝通反而更形重要。
(本文作者黃達夫先生為美國杜克大學醫學中心內科正教授，現任財團法人辜公亮基金會和信治癌中心醫院院長，曾任美國癌症學會評議委員會主席、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理事長。臨床專長白血病及其他血液惡疾之治療、頭頸部腫瘤之治療，以及對再生不良性貧血、急性白血病、免疫不能症之骨髓移植及其他療法。作者目前之興趣在於癌症科際整合工作、治療準則之制訂、醫學教育與醫療品質之促進工作。黃達夫出身台灣大學醫科，受訓於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及杜克大學內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