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八歲時大陸人就過來了，我個人對大陸人並不排斥，但是對當時政府的貪污很反感，他們走路外八字很沒禮貌，說話也很大聲。
不過我當時在台北縣政府上班，接觸都是知識分子，倒是沒有看到什麼「歪哥」的，只是周遭常會聽到這些傳言，外面對大陸人的風聲都不好。
我那時是在連震東底下的秘書科做人事的工作，主要是想學中國話，做個中國人，爸爸因此要我學習中國社會的事務。
外省人來台灣就開始歪哥、亂來，報紙都會寫貪污的事情，但是他們搶東西、搶女孩子，都與我家沒有關係，我家是從二二八之後才開始淒慘。
現在回想，我確實沒有排斥外省人，我也了解，現在年輕人對二二八都不關心，事情沒有發生在他們身上，叫他們怎麼關心？
外省人也很可憐，他們都被國民黨教育，而教育和社會事實差太遠，要怪誰？就是要怪執政黨，族群的糾紛就是從這裡來的。如果他們了解當時國民黨如何打死這些人，事情不會被掩蓋了半個世紀。我們五十年的恨，一點也不會減少。
我有一次到台北電台上節目，有兩位聽眾call-in，一位說二二八時，他第一次來台灣才十六歲，發現這些人都受日本教育，不會北京話，所以都把台灣人當日本人。還有一個說台灣人都拿武士刀把外省人殺光光，拿這些話來挑撥、煽動，才使現在的外省人對我們反感。我想族群的挑撥就是這些人沒有被教育，他們不了解台灣的歷史，台灣人的想法和理想，後來都是假的教育害死人。
謊言現形
教育內容從頭到尾都在抹黑，讓我們台灣人怨外省人，外省人也不了解台灣人為什麼要那樣對待他們，政府的公報本身都是假的，做了很多二二八事件的劇本。
以我本身為例，爸爸阮朝日在二二八事件遇難時，身分是「台灣新生報」總經理。那年的三月十二日，五名不明身分的男子來到家裡，從我眼前把穿著睡衣、臥病在床的爸爸強行帶走，從此音訊杳然。媽媽和我到處尋找爸爸的行蹤，沒有一個機構承認抓走爸爸。追尋了四十五年，國民黨的答案仍然是「阮朝日的檔案不曾存在」。到了一九九一年，終於被我找到父親的罪名：二二八事件陰謀反亂首謀，利用報社從事奸偽活動，利用報紙挑撥離間軍民情感。
我和媽媽曾經寫過無數陳情書給陳儀，他回過信，內容說阮朝日是台灣精英，是相當重要的人物，他們也為了他的失蹤憂慮，如果知道他的下落，會派兵前去營救。如今罪名對照陳儀給我們的信，謊言自動現出原形。
現在政府再怎麼說好聽話，我都不信了，欺騙我們這些家屬，要怨誰呢？難道是台灣人和外省人互相怨恨嗎？這中間，人民要聽誰的話？
談到族群，只要二二八講清楚，我就甘願，也會原諒一切。但是至少要像去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終戰五十年時，德國總理向世界承認錯誤那樣地道歉。
現在外省人也有危機感，他們不知道他們的上一代對台灣人做多少壞事，如果知道，就能了解我們為什麼反對執政黨。外省人不知道二二八事件以及白色恐怖時代，執政黨害死很多外省同胞，因為資料都被埋沒，那時代他們怕的是他們自己的外省同胞。
我做這麼多追查二二八的工作，主要是讓未來出世的人不要再走我走過的這條路。外省小孩還能再回去大陸住嗎？如果不能，就要認同台灣，他們能在台灣出世，要謝天謝地。我想教育要本土化，他們要知道這塊土地的歷史。以後我還是會繼續走本土教育這條路。
(林志恆採訪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