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成長過程中，族群從來不是問題。父親是外省人，在二二八事件發生後不久和母親相戀，在台南學甲鄉下真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外公原本很反對媽媽嫁給外省人，但在父母親私奔成親後，卻相當疼愛這個外省女婿。父親兩次騎車摔斷腿，他和外婆三天兩頭燉鮮魚湯，坐一個多小時的公車來為他進補。父親從不流淚，但在外公過世那天，他哭得非常傷心。
我在兩種不同族群的生活環境下長大，和媽媽說閩南語，和爸爸說國語，交的朋友不分本省外省，在學校裡也從來沒有碰過說閩南語要罰錢的事情。一直到大學，同學的父親禁止她與外省男友交往，我才開始感覺到有族群問題。在此之前，當我接觸到二二八事件的故事，總覺得凡事要往前看，過去就讓它過去，直到進入政界才有比較深刻的感覺。
對於二二八，我的感覺是同情，也認為應當對歷史有檢討的心，但並不贊成有人利用這個事件挑起族群的分化。例如，在新公園裡設置二二八紀念碑，我很贊成；但要把新公園變成二二八公園，我並不是那麼贊成，因為對更多人而言，新公園比二二八具有記憶的意義。
我的觀察中，新生代從政者已經比較不去運用這個議題。舉最近幫中山科學院員工爭取免稅的這件事為例，過去民進黨中生代的政治人物絕不可能站出來上街頭，但這次民進黨委員也不落人後，我也公開地說，光憑這一點，民進黨就值得喝采。
畢竟，我們的下一代要面對的是二０一０年的挑戰，我們要以什麼來教育他們因應那個時代的挑戰，難道是族群問題？不會吧，應該是道德、愛心和科技。
幾次選舉下來，我們也可以發現，以族群意識來獲取選票，效果愈來愈差。我常到住家附近一家店去買甘蔗，店老闆一向都支持民進黨，我也從來不和他談政治，這次我轉戰台北縣選立委，那位老闆主動告訴我：「周委員妳放心，我親戚十幾張票我攏安搭好勢了(安排好了)。」現在的選民自有判斷標準。
把悲憫擺在心中
大概因為我並不純屬一個族群，所以可以站在中間去思考不同族群的立場。我總覺得作為一個政治人物，只要時時把悲憫擺在心中，不必做太多，能扮演好橋梁的角色，就可以發揮很大功能。
我常和幕僚說，政府有政府的角度，不同群體民眾有各自角度，學術界有學術的角度，我們要站在一個「較高自我」的角度，照顧各方的利益，問題才能解套。撫平族群傷痕，邏輯無非也只是如此。
如果有人問我，這輩子最讓我得意的一件事是什麼？不是推動有線電視開放，而是促成新黨和民進黨的大和解咖啡。
原本「聯合政府」只是大家喊喊的口號，但可能因為我並沒有族群標籤的包袱，當我探知民進黨有坐下來談的意願，馬上就打電話聯絡雙方，才真正落實下來。雖然事後有一些雜音，但是，從施明德競選立法院長到最近的廢核案，整個政治發展的趨勢，都不出這杯咖啡所造成的影響。
千萬不要小看這杯咖啡，我相信，它會為撫平族群傷痕有所貢獻。
(林文玲採訪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