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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認同

文 / 林文玲    
1996-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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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許多人的回憶相同,我念書的時候,說客家話就要被罰站、掃廁所或掛狗牌,而最糟糕的後遺症是,掛狗牌的同學如果舉發其他不說國語的同學,狗牌就轉到別人身上,於是就造成人性的互不信任。

為什麼到了今天有許多人如此強烈排斥說國語?正因為過去有這樣的遭遇,一有機會就會拒絕說曾被強逼的語言。

我離開苗栗到台北念高中之前,以為全天下的人都說客家話,到景美女中才發現,同學下課講的都是我聽不懂的話,於是,我成了不懂閩南話的少數族群,和同學有距離,心裡很恐慌,就從「面桶」、「洗面」開始學起。

但我的閩南話畢竟還是不流利。第一次幫人站台助講時,我還沒有從政,很自然地就用北京話發言,沒想到才說兩句,底下就有人鼓譟:「聽無啦!說台語啦!」當時我很慌,急得差點哭出來。

從政之後,為了和選民溝通,開始努力學習閩南話,雖然說得還是不太「輪轉」,但是當選民發現我很誠意在學習,還是給我最熱情的支持。就好比現在當我發現有人願意學習客家話,即使說不好,我也會很高興,因為你尊重我的語言。

真心去感受

早期,每次去演講時,我總要先和大家抱歉,我的閩南語說不好,必須用北京話發音,然後告訴大家,北京話也是台灣話的一種,我們要學習尊重少數族群。慢慢地,我可以很有信心,大家也能欣賞我的演講方式。

有一次,我受邀到嘉義老人公園去演講,很自然地就用北京話,底下馬上有人要我用台語。於是,我說了一分鐘的客家話,大家全都傻眼了,然後我用台語告訴大家:「我是客家人,這就是我的台語,客家話也是台語的一種。」

憑良心說,大多數外省族群也都是受害者。我曾經和一位老榮民聊天,他老淚縱橫地訴說自己在十四歲那年,在上學途中被拉伕,變成國軍的小伙伕,他們被迫離開家園來到台灣。孤獨到老、了然一身,還背負著少數掌權者所種下的負面形象。

我真的很渴望大家不但不要排斥不同族群的母語,更進一步還可以欣賞並學習。在我的觀察中,多數人都有這樣的涵養,只有少數曾受過嚴酷迫害的人,對非自己族群語言仍存深惡痛絕的感覺。

也正因為如此,當部分民進黨新世代提出「大福佬沙文主義」的批評,我認為,持這種看法的人用心是良苦的,但卻沒有深入了解台灣人的經驗與情感,對歷史的「疼心」也不夠。對像彭明敏教授這一輩的人來說,使用閩南語當然比其他語言要方便得多,就如同我在客家人聚會場合也會用客家話一樣。

當我被鼓譟「說台語」時,我會不愉快與委屈,但我卻知道他們針對的不是我個人,而「苦難的歷史和我無關。」但也只有其心去感受與體會過去苦難的歷史,將來才會避免苦難的重演。

如果我們教育體系像瑞士或比利時那樣,從小教育孩子,我們是多元社會,有多語系族群,每一個族群都很棒,大家都能互相欣賞、尊重,形成一個新台灣人,包括任何語系的台灣人,所謂的台灣話,包括福佬話、客家話、北京語系與原住民語言。讓新台灣人成為一個豐富內涵的族群,不自卑也不自大。只有如此,才能將族群間衝突的、緊張的意識形態消弭。

期待台灣成為一個大家都能認同這塊土地的故鄉。

(林文玲採訪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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