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國來在教育界服務最久，中美斷交之後，離開教育界到國民黨中央黨部工作，在組織工作會其間，發生許多特殊的事情，不久我就被派往國外，為民主政黨做聯繫工作。
我幾乎每年有半年在外面跑，而且到歐洲之前，總要去華盛頓一下，以便吸收，歐洲人都歡喜知道的華盛頓消息。與國際政黨政要交朋友的四年時間，我們默默耕耘，還得到外交部對這項工作的肯定。這段歷程讓我學習到很多。我在國科會工作的幾年，台灣開始有高科技工業的發展，工業園區從七家公司快速地成長。從國科會進到經濟部，這段經歷很特別，也有些連續性，國科會那時推動很多大型的計畫，剛剛開始做半導體，當時推動的光電工業，從培養人才做起，我到經濟部的時候，正好銜接起來。
我到經濟部那個階段，正是企業發展最困難的時候。台幣快速升值、股票狂奔、石油漲價、勞工問題剛開始，立法院很快制定了一些環保法，許多工業都沒辦法適應。
但我天生喜歡面對問題、解決問題，到每一個單位，都是先把聽到的及看到的問題列舉出來，一項一項處理。我還有一個習慣，就是在每一個不同的工作領域都學。尤其在經濟部，那時企業向海外發展，我曾經帶領一個小團隊，把美國的Huffco石油公司硬買下來，成交價比顧問公司提出來的價格還少兩億，像這些事情很少人知道。我也把一些不小的中小企業組織起來，到國際去開拓市場；當時我最關心中小企業怎麼把品牌打出去、如何開發新產品，企業界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國際化。
面對不同的聲音
從經濟部到國防部，我又完全改了行，學習武器的製造以及功能。那時我看了許多關於軍事的書籍，對於兩岸之間整個重新作了部署。我發現中共在一個時間，最多只能送一個輕裝步兵師過來，傳統假設二十一個師一起進犯，是沒有可能的；但是這個假設已經運作很久了，要改變一定會面臨不同的聲音；然而其正對戰略戰術認識的人，都覺得非改不可。我因此瞭解，中共如果把登陸艇以運兵船從南到北、從最北到海南島都集合在一起，可能要三個多月，結果也不過只能送一個輕裝步兵師過來。我漸漸察覺，其實國防部有很多地方需要改變，所以我對空軍、海軍、陸軍的編制都重新調整，決定不再買戰車。因為陸軍的武器戰力需要提升，對於沿海侵犯的直升機更應該要佈哨，我給他們買了直升機。我做了很多軍事上的規劃與部署，而在國防部，除了對軍人的照顧、把許多裝備合理化之外，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買到飛機，這確實是件很特殊的任務，牽涉到很多國際間的競爭與鬥爭。
因為有這樣的工作經歷，今年四月、五月我出去演講的時候，就常碰到有人問起，「這個時候你為什麼還在明哲保身呢？以你的經歷、閱歷、過去工作的經驗，在台灣處境艱難的關鍵時刻，實在應該站出來。」
大家都在吃喝玩樂
要站出來選總統，我當然知道會遭遇到什麼情況，一定是滿頭包的。我明知道是這樣，但也許是這段期間我學習開發內心世界，對自我有了一些認識，對我有選擇的；以前可能感覺能避就避，幹嘛跟自己過不去！但現在就不是這樣了；我站出來，清楚地知道自己究竟要做什麼。
過去四十年台灣經濟發展的成就大家都看見了，在政府的人卻疏忽掉教育社會文化這個層面。教育量方面有發展，但是品質呢？講到文化，跟思想是分不開的。我們一直不太鼓勵大家思考，只要吃喝玩樂，貪圖多一點享受都不要緊；只要對在上位的人效忠，壞事做做沒關係；你有把柄在我手中，更要效忠。我想中外歷代都是如此，而這種人性上的弱點，大家都知道，結果就變成大家都不去深思，都在吃喝玩樂。
這麼多年不讓大家想，也不可以批評，怨氣就累積在那裡。我們去體會這個感覺，以整體來看，難怪在野黨這麼苦啊，受多委屈的人會爆發的，在野黨選擇走上街頭運動，大家知道、他們也感覺現在已變成社會的包袱了，但這好像也是一種功課，講到社會現象，這都有關係的，因為有這種怨氣，憎恨心起來，大家開始對這種破壞的力量感覺不舒服。
這些年我在外面演講，其實就在談這個問題。只不過我是從另一個角度切入，幫助大家想一想，看看自己。過去我們推動經濟發展，到現在道德、倫理、人格這些都沒有人談了。但沒有人格，哪有社會？哪有國家？哪有國格？大家不談這些問題，是覺得我抓到錢、抓到權就可以為所欲為。很多人跟著有權勢的人走，中外古今皆然，所以把教育辦好，讓大家能夠獨立思想，從小就能知道做人的道理，實在是當務之急。
兩年前我就想辦民間書院，讓年輕孩子背四書五經。這是一種文化紮根的工作，我的孩子哈佛大學拿了法學博士回來做義工，就是在做這些事情，這就是一種承擔。以前台灣走的路是西方的、功利的，現在應該回過頭來走中國的、生根的路，這就是一種承擔。
社會病了
我們的社會是病了，這跟政風和選風都有關，我們一定要很清楚地看見這些問題。我站出來參選總統，就是因為眼見這些問題發生，有一個怎麼樣才能開始紮根，作一些踏實工作的使命感。這段時間我講的都是非常具體的安心方法，因為大家非常需要它。我們社會的老人、孩子、婦女誰照顧呢？為什麼政府不拿大把的錢先把安養的問題解決，讓社會更溫馨？現在很多家庭裡有精神異常的人，瞞在那裡不敢讓人家知道，這些問題是有方法解決的，而我知道該怎麼做。
社會上談的就是政治，為什麼不落實下來，看看民間？我們在都市生活的人看到的都是大官的競選演說稿，去聽聽這些人的聲音嘛！包括我在內，多聽、多看，看看台灣將如何走出活路，看看大家怎麼在這裡過日子。
談到社會問題，實在千頭萬緒，但也可以有些做法。事實上，大家關心的國家安全涉及層面很廣，其中兩岸關係是關鍵點。今天兩岸關係被弄得這麼緊張，我們必須檢討，是怎麼會走上這條路的？這是我一直在談的問題。我們看不見檢討，檢討怎麼會去刺激對方？擺明了我們這個地方比較小、人比較少，新飛機還沒到，即使新飛機到了也還是比較少，在這種情況之下，應該採取什麼樣不卑不亢的態度，讓大家活得有尊嚴，活得有智慧？老是刺激人家就會造成現在這種結果。要怎麼樣不意氣用事，不是發洩情緒地保衛我們的安全，這跟領導人有密切關係；大家都知道，雖然籃球球員一樣、規則一樣，只要教練不一樣，就會變得不一樣。
我在經濟部每個星期走訪中小企業，我勸他們把根留在台灣；現在大家愛談移民，我勸大家把心留在台灣。影響經濟發展的非經濟因素還是來自人，像是金融問題，跟選舉有沒有關係？大家自己去想想。但絲毫看不出對選舉文化要改一改的可能性，那不是就會繼續壞下去嗎？心不導正的話，就會惡性循環。究竟領導者的心念不正是不是一個關鍵，一聽就明白，怎麼能說談正心誠意是抽象的呢？
我不是聖人
地方的金融機構與選舉有密切關係。我們在街上看見，一塊土地三十二萬一坪，居然作假到九十二萬一坪抵押給銀行，這就是政治風氣的問題，社會怎麼會不壞呢？但是事情發生了，有沒有人檢查一下，開始從自己做起，不做這些壞事。現在社會上不知道慚、不知道愧，改不過來。有人說這是宗教觀念，不是的啊！它是非常實際的解決問題的方法，只要有人站出來承認以前的選舉風氣不好，以後改正、不再走以前的路、不再做假、不再造謠，台灣就有希望。
我不是聖人，也還沒有開悟，有我的脾氣、有我的煩惱、也有我的困難，只不過這幾年我學會了方法來看自己的問題，矛頭不對別人對自己；社會上有好多人願意聽，包括關監牢的人、但就是為政者不願意。我們時常講，一個黑暗的房間，點了一根火柴就亮起來了，快得很。如果大家都來點這個火柴，願意擦這根火柴的人心就緒在一起了；就這麼簡單，剎那之間可以改變。例如選舉時，我們每個選民不拿他幾千塊錢，一剎那之間希望之火就給點起來了。台灣如果有十分之一的選民能夠這麼做，就已經在改變。
有人講這樣太慢了。我說不是太慢，實在是你捨不得不拿；就那幾千塊錢，不拿白不拿，心不甘情不願的，有便宜就要討，那你還怨誰呢？自己在那一念之間做不了主，能怨社會不好嗎？我常談這一類問題，告訴大家，很容易的，就在那一念之間，尤其是政界的人、做黨務工作的人，開始要有那麼一點覺醒；真的愛台灣的話，就不忍心再去污蔑它、傷害它、醜化它，就會謹慎而去作一個點火柴的人，這是最快的方法。
你不開發內心世界，怎麼安定自心呢？這要自己體證，拿猴子老鼠做實驗是沒用的。讓自己先心安，社會自然就會安定。你會想到別人、照顧別人，不再自私自利，這是做得到的；大家團結在一起，不設罵、不攻擊、不醜化、不仇恨，社會的力量自然出得來的，國家又怎麼會不安全呢？
至於國家安全要朝什麼方向走，社會怎麼安定下來？這有太多可以談了，我們可談警察的心聲；為什麼不能修改選罷法，使得一些黑道的人不能參選？當然要修法也是不容易，就因為黑道掌握修法的權力，社會的根就爛掉了，但為什麼要要向他們低頭？當警察幫黑道開道的時候，還有誰要做警察？這都是警察的心聲，這些事情是要到處去聽的。
什麼叫遠見？
每個社會都有病，我不是說我們社會的病比別人多，但我們不單是只有一種病，而是很多病加在一起，其中一種最嚴重的就是，有了病打死不承認自己有病，還惱羞成怒要打人家。這是一種愚痴。貪瞋痴慢疑五種毛病，「痴」最麻煩、最難醫，死不認錯就是愚痴，所以你說他有病，他反過來說是你有問題、你有毛病！「我愛台灣愛得不得了，你要照我的方法愛，如果不照我的方法我就打死你」，這怎麼是愛呢？這是發洩，這是仇恨的一種宣洩。
人最重要的是要有遠見，無遠見必有近憂，但往往等近憂發生了，我們才會回頭想自己是不是沒有遠見。什麼叫遠見，大家把這個「見」字想一想，見是在正念上才叫正見，所以一個人要清楚明白，自己時時刻刻要守住正念。什麼是正念？就是在真誠心上告訴自己，不要為自己想，多為大眾著想，時時刻刻安住在這個心念上之後，人生觀就會不一樣，那時候起來的承擔心就比較有意義。
如果承擔了半天都是為己身利益，就是現在這個結果。為國家承擔，所以黨要打勝仗，然而打勝仗，就必須動用金錢，要動用金錢就要不擇手段，結果又是什麼？黨必須要互相照應，金融機構就出了事情。這時又回頭想到要正本清源，該檢查一下問題出在哪裡？出在心術不正，心術不正怎麼解決？再談下去又有人聽不懂。其實哪裡是聽不懂，只是心不甘情不願，吃喝玩樂還不夠，這種念頭還在那裡。甚至有人告訴我，你這次的參選與傳統的選戰不一樣，人家打樁腳、花錢買票，黑道在旁邊監督，你這個方法有什麼用呢？大家想想看，我若是還走這條路，幹嘛出來參選呢？一起和稀泥好了。
我決定站出來
我站出來就是要打動大家良知的心弦，打動這根弦的時候，大家都會有這種感覺的，只要這兩千一百萬的人有感覺，願意在心上結合，它就變了，快得很，這不分黨派。有人說要我結合第三勢力，但哪個黨裡沒有很多周人同此心、同此理？一念之間、一燈即明，只要有百分之五十一的人有這個想法，社會就變了。從政治層面一改，上行下效，整個就變了。所以我充滿了給大家帶來希望、給大家多點了選擇的信心。
我非常相信任何一個地方，當大家互助、彼此照顧時，整個社會就不一樣了。一旦互助照顧的觀念出來，便是融合和平很重要的力量。現在西方學者也已經知道關懷、慈悲心是個力量，但是關懷、慈悲心必須要有智慧，冷靜中必須要有熱誠，冷靜沒有熱誠就是冷酷，熱誠而不冷靜、沒有智慧的話，是濫慈悲，那是很危險的。
我決定要站出來，但沒有想到站出來的方式，是報紙頭版頭條報出來的。這是一種特殊的因緣，就像很多事情是自己想不到的，只要在正念上，時機到了很多事會自然發生，而結果都是正面的。所以我時常告訴自己，要檢查自己是不是時時刻刻在正念上，要為這地方做點事情，讓台灣發光、讓國人受到尊重，大家活得開心、互助。
(溫曼英、陳貞君、林素伶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