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你怎麼走入創投這一行？
A：小時候我在嘉義長大，念嘉義大同國小與嘉義中學，後來就到美國柏克萊大學就讀。1983年，因父親生病，回來陪他。我母親是安徽望族，家族與劉銘傳、李鴻章、李國鼎資政都有關。
1983年，我第一次回國，李資政告訴我，台灣要推動風險投資。
1985年，美國華登創投在台成立國際創投，此外漢鼎漢通、和通創投這兩家創投也成立了。當時我代表華登集團在台建立國際創投。
最主要還是受到李資政的鼓勵與支持，他希望我幫台灣建立風險投資公司，一定要繳成績單。此外，還要感謝當時交通銀行董事長謝森中，以及前電信總局局長金耀輝。
金耀輝在工研院的創新工業公司當總經理，他認為成立創投公司需要經費，立即寫了一張新台幣50萬元的支票給我。美國的伙伴都很小氣，一毛錢都不肯出，但是金耀輝很大方，也很積極，他覺得台灣需要美國創投觀念的帶動。
1985年，台灣推動新竹工業園區，李國鼎、謝森中、金耀輝十分有遠見，替台灣科技發展奠定良好基礎，台灣創投有現今的成績，要感謝他們。
Q：你在國際創投做了多久？
A：十年。當時國際創投與交通銀行、中央投資、長興化工和台元紡織合作，國際創投在台灣也做得非常好，做了十年，我也交出亮麗的成績單，例如致福、力晶半導體都是我們投資的。
WI就是指Walden International。從1985年到1995年這十年間，我歷盡滄桑，當時我們投資台灣的個人電腦與周邊產品，成績相當好。
我離開國際創投主要是想提早退休。
聚焦中國
Q：當時幾歲？怎麼這麼早想退休？
A：我是1948年次的，在台灣那十年，十分辛苦，不過很有成就感。當時覺得台灣創投蓬勃發展，可以告一段落，此外，我母親於1995年起重病，於是我想急流勇退，不過兩個星期後，又被找回來。
Q：是誰找你回來？
A：是台灣幾位朋友，現在中山大學的校長劉維琪，還有殷文俊。殷文俊告訴我，台灣需要你，你不要走。
1992年，我就帶華登到中國發展，我本身是北京人，也順便回家探親。這一探親，將華登的創投基金又帶動起來，因為當初在台灣和新加坡合資後，到1992年，資金已經快用完了。去了北京後，我碰到一個親戚，就是現任中國財政部部長的項懷誠，他全力支持，由於他的支持，我們得到很多世界上法人機構投資，如世界銀行國際金融公司、美國JP摩根。當時我們在中國起了一個華登中國基金，那時我就到中國很多次。
1995年底，我想退休時，劉維琪和殷文俊都說，你不能走，應該留下來繼續推動。當時我覺得，若要繼續推動，兩岸在科技交流上，應改以創投基金的方式建立起來，於是1996年，中經合集團成立。
1989年，我成立一個經合公司，就是經濟合作之意。1996年，東山再起，我不想和老東家競爭，所以我把焦點放在大中華地區。
當時我覺得有三個商機，並定下策略：互聯網、無線通訊與media（媒體）。第一個基金只有3500萬美元，是很小的基金。做創投，必須打幾支全壘打，這個基金剛開始成立，1997年我們投資了Commerce One，三個回合我們都投資，從公司只有二十人就投資，到現在該公司已有三千名員工。
Q：當初為何投資Commerce One？
A：當時是看互聯網投資的空間，我們看到B2B（企業對企業）和B2C（企業對消費者），不過我們覺得B2B成長較快，B2C競爭較激烈。當初我們動作比較快，那時候美國有十五家創投在看Commerce One，我們是第一個決定投資的。
Commerce One 是中經合一支大的全壘打，需要天時、地利、人和及運氣。我們投資不到1000萬美元，但是該公司市值最高時達200億美元。
另一個軟體公司Intraware，也是做B2B，於1997年上市，報酬率也很高，因為這幾家公司，我們去年的投資報酬率特別高。
未來五年經濟會趨緩
Q：為什麼投資眼光這麼準？
A：這是經驗的問題。一般而言，投資後必須有退出策略。以美國Etoy為例，我沒有投資，台灣很多投資者投資這間公司，卻沒有獲得應得的利益，最主要是在退出機制上出了問題。就是在公司上市最高峰時，並未集中處理，而是分散處理，台灣距離美國很遠，對華爾街整個運作不是很清楚，股價最高時沒有賣出，後來股價跌了下來，跌到最後剩幾塊錢，投資者想說再等等看，然後剩下幾毛錢，最後就下市了。
Q：你們投資領域與比例為何？
A：網路占25％，通訊有35％，半導體為15％，生物科技是10％，媒體大約10％。
Q：什麼樣的媒體？
A：中文的媒體，例如PC Home。
Q：1996年至今投資多少公司？
A：一百多家。我們不只管理一個基金，1998年時，我們和北京控股成立一個北京高科技發展基金，有7000萬美元，投資中國留學生在矽谷創業的公司，這個基金約投資四十多家公司，其中比較有名的是做生物晶片的騰龍公司，另外就是中國自己發展的第三代行動通訊標準TD-SCDMA（時分同步分碼多路進接），這是一間名為Cwill（信威）的公司所開發制訂，Cwill的董事長就是陳五福，這是陳五福和兩個大陸留學生一起創辦，我們投資至今四年。
Q：請談談網際網路的過去、現在和未來，你的觀察為何？
A：美國今日創投和科技發展需回溯十年，亦即十年一個循環。美國經濟發展並非一夕之間成長，而是要經過1990年年初，柯林頓發展資訊高速公路，將基本建設架構好，到1997年，帶動美國整個經濟起飛。
從另一個角度看，經歷了一個產業循環。1980年年初，產業發展轉移到個人電腦，再下個十年，則是電信通訊基礎建設加上資訊高速公路，使得互聯網起飛，資金主流都投到這裡。個人看法是，美國政府推的計畫非常成功。
基礎建設出來後，會有許多泡沫，經過經濟成長減緩後，大的支出會減少。基本上網際網路的影響帶動了電信通訊，光電的基礎建設再起來，不過電信通訊與光電產業起飛時，基礎建設速度沒那麼快，整個經濟面臨瓶頸。個人認為，未來五年的經濟都會趨緩，第六年再開始另一個循環。
美國經濟那麼好，不是過去五年的事，十年前，就是1990年初的五年鋪路，建立基礎建設，之後整個經濟帶動起來。
B2B和B2C並沒有死亡，而是修正。
中國是未來通訊最大市場
Q：什麼模式會起飛？
A：從軟體或硬體界來看，都是大的公司存活，在B2B中可能只剩下兩、三家。現在美國IT（資訊科技）界，25％都趨緩，半導體上下游都受影響。最後還是走IA（資訊家電），可惜出來得比較慢，有許多配合的基礎建設，下一個商機就是PDA。Handset（手機）產品會推動下一波經濟起飛，未來可能每個小孩子手中都有一支手機，成為家庭必備產品，這樣的產品也是一個革命。
現在的商機是Internet（網際網路）和wireless（無線）的mobilecommerce（行動業務），也快速成長。這部分在美國較慢，因為美國電信通訊的基礎建設較慢。未來全世界電信通訊最大的市場在中國。將來中國若發展TD-SCDMA，會有許多商機，因為配合這個標準，必須有手機製造工廠。至於在晶片上，大家轉到DSP（數位訊號處理器），TI（德州儀器）現在推OMAP（開放式多媒體應用平台），威盛也剛採用OMAP的標準。就像個人電腦裝置painting，handset也會裝置OMAP，這將成為主流。
雖然現在電信通訊界叫苦連天，然而一旦新的基礎建設架構完成，一帶動，就是一個新的科技躍進，這是未來很大的一塊商機。
為什麼現在半導體景氣趨緩？因為他們正面臨一個轉型，卻因基礎建設尚未完成而未接軌。大家以為基礎建設很快，其實很慢，其中的差距出現。
其次，將來中文媒體與內容這個部分也是一大商機，所以我們和PC Home結盟合作。內容將來也會和行動商務結合，所以我們也投資了一些從事加密系統的公司。Internet與telecom、wireless的結合會是未來的主流。
未來一年是看consolidation（合併），以顯示器技術來說，台灣廠商只會剩較大的幾家，例如源興、明?這些公司。我認為台灣和全世界這些IT的廠都會合併。
Q：你認為台灣哪些科技產業有未來？
A：我認為台灣在通訊方面落後，不幸被施振榮言中。我想未來發展還是在電信通訊這一部分，但是台灣的主流還是半導體。我很同意張忠謀的看法，台灣寒冷的冬天還很長。
Q：現在台灣通訊方面落後，似乎無法接半導體產業下一棒？
A：通訊和無線傳輸這部分，大部分廠商都轉移到中國大陸去了。因為台灣的人工和科技環境缺乏，政府獎勵政策也取消了。
Q：大陸有科技班子，台灣沒有？
A：就是如此。1985年時，李國鼎找美國ADL（Arthur D. Little）諮詢顧問公司，規劃台灣的科技發展，井然有序。1990年，李登輝找了日本的野村，結果台灣的科技方向混淆。ADL做得好，為什麼不讓他們繼續做？野村研究能力很強，但是對於台灣產業沒有台灣人清楚，錯過了經濟發展、科技成長五年、十年的循環。
台灣現在缺乏李國鼎這種有遠見又敢做的人。台灣是經濟島國，必須靠經濟成長力發展。
從創業投資的角度來看，我們在一個國家投資，有三分之一看當地的political climate（政治氣候）如何。台灣政治氣候不穩定，科技人才又缺乏，結果很多公司行號都向中國大陸移。對於這些現象，我是比較悲觀的。
施振榮是引領台灣最佳人選
Q：悲觀仍要找尋出路，你有沒有什麼建議？
A：台灣應該是個科技島國，新竹園區整個半導體產業，上中下游都連結起來，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為什麼不從這裡去擴展？從這裡跨到下一個階段？
我給政府的建議是，想想現在該由誰來領導台灣的科技政策。我覺得最好的人選是施振榮。
施振榮從1980年代起，大起大落好幾次，但是他是Mr. Taiwan（台灣先生），他在世界上有acer的品牌。他來當經濟部長，百分之百比林信義做得好！因為他知道民間疾苦，他創造品牌，交了多少學費，但他是台灣科技界中，能和世界科技大老平起平坐的少數幾個人，最主要他有實務經驗。
施振榮和張忠謀、曹興誠不同，張忠謀和曹興誠在國內做得成功，在國際上只是半導體加工廠。施振榮不一定要出任經濟部長，無論當政務委員或資政，只要專門負責科技部分，很快可以帶動台灣的科技產業。
Q：施振榮和李國鼎各有什麼特色？
A：李國鼎當初找了很多人，例如張忠謀也是他找回來的人。李國鼎很敢做，做了再說，錯也不怕，有勇往直前的精神，政府也十分支持他們。施振榮在其集團內可能因組織太龐大而用錯人，但是若他出任政府官職就不同了，因為他有政策和政府的支持。
我最佩服施振榮的是，他有遠見。1997年時，我和施振榮參與在美國的亞太科技論壇，當時聯想的柳傳志也去了。柳傳志代表中國大陸IT界與會，施振榮有這樣的風範：將他在美國失敗的經驗，完全與聯想分享。當時聯想預備進軍美國，但是聽了施振榮的建議，回國後將進軍美國的計畫取消。從這方面來看，我對施振榮豎大拇指。他並沒有說，我跟你合作失敗後，這些經驗不告訴你，他可以把經驗告訴聯想，使得聯想今天這麼成功。
台灣若有施振榮這樣具領導風範者，推動台灣科技產業下一波，台灣還是有希望。
Q：你剛提到五年內還看不出明朗的景氣發展，是指台灣還是美國？
A：指美國。
Q：那麼台灣的情況如何？
A：在IT界，中國大陸還是高速成長。美國趨緩是因過去基礎建設支出太大，中國大陸並沒有受到影響。台灣的危機可能還是在金融體系，大家都忽視之，表面上無事，其實底下是一個大洞。
Q：台灣還有什麼問題？
A：台灣的經濟學家在哪裡？台灣是經濟島國，依靠經濟成長。台灣沒有經濟學家，無法提供不同意見。
Q：大陸的科技班子如何？
A：我覺得中國大陸科技班子與政府官員動起來也很快，大陸有成長的動力。這些領導班子都很有企圖心，而且年輕化，政策執行上比我們快。大陸是長期抗戰，慢慢做。台灣也可以考慮請中國大陸優秀人才來台，必須有開放的思考。
以科技帶兩岸互動
Q：你覺得矽谷、台灣和大陸的華人可以怎麼合作？
A：台灣不是希望引進大陸科技人才，我想應該先引進美籍的大陸留學生，因為他們經過美國資本主義思考的培訓後，到台灣比較沒有隔閡。這批人若能在台灣與台灣的科技界人才結合，再到中國發展，效果更好。
其次，兩岸在科技上應該坐下來好好談，不沾上政治色彩，以科技交流帶動兩岸互動。
Q：大陸有哪些產業人才？
A：大陸的光電和軟體人才非常強。我覺得我們可以互補，台灣的市場行銷、製造很強，大陸光電和軟體的研發很好，彼此可以互補。
Q：台灣變成了大陸聯想電腦的代工，你怎麼看這一點，台灣還有沒有未來？
A：聯想來台灣真正要感謝施振榮，聯想不是糊里糊塗跑過來，如果施振榮沒有和他們分享經驗，聯想一定跑到美國砸進很多錢，然後斷頭。
台灣廠商不能單打獨鬥跑去大陸，一定要聯手。聯想的作法是各個擊破，台灣廠商若瞭解聯想，應該互補。當初我們幫友訊到大陸，我們給他們的建議是，一定要和聯想合作，聯想做行銷，製造由友訊做，產銷互補。現在聯想是全中國最大的，這個商業模式是對的。
Q：為何你對工作這麼瘋狂？
A：不是瘋狂，而是一種工作理念。早期在1970、1980年代，一般美國創投只看錢，不談其他。政府邀請我們回來，因此有一種使命感，協助台灣創投與高科技發展。除使命感之外，我們遵循中國儒家思想，做一個投資案，並非仗著有錢，讓創業家來求我們，而是思考如何考慮對方的立場。簡單地說，就是確認對方的需求，不過這很花時間。
為何如此執著？這是受到李國鼎資政的影響。當初我們集資時，他非常支持，一碰到困難，他就幫我們打電話，到各個部門協調。那時候，他已經當政務委員，年紀也很大了，他的精神，一直鼓舞著我。
1985年，當我來時，他告訴我，你是年輕人，什麼雞尾酒會、開幕典禮，都不要去，你應該把焦點放在你可以做得最好的地方。因此每次我們一下飛機，都將心力放在工作上，我們的使命在於給投資者好的報酬率。台灣政府當時希望我們一定要把矽谷的台灣留學生帶回來，科技轉移，我們也做到了，矽成積體電路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從事風險投資，必須hands on（從實務上執行），每一步驟都要追蹤，不能「插花」，而且要有一個監督追蹤的機制。投資很容易，但是投資完後必須追蹤輔導。
我們要確認被投資公司創業家的需求，幫助他們創造價值，培育一間公司，時間一久，慢慢地他們就會成功。主要是，過程中很花時間，我們的投資團隊要參加被投資公司的營運會議、董事會，知道公司的動向，盡量協助公司。時間久了，十個被投資公司中，有九個都和我們成為好朋友。
台灣應是亞太科技中心
Q：請你分析一下，矽谷、台灣、北京、新加坡、香港，自1985年以來，勢力有何消長？
A：矽谷是美國科技重地，過去十五年來，從IC產業到電子商務產業，大家有目共睹，非常成功。台灣從1985年起，基本上也不錯，但是最近三年來，我覺得台灣的步伐愈來愈慢，漸漸落後。原因很多，例如法規轉變，獎勵投資條款取消。不過並不包括執政黨改變的因素，我想最近兩、三年，政府對經濟與科技的規劃，與世界大潮流脫節。
過去有李國鼎資政及許多技術官僚，對台灣科技發展有遠見與默契，雖然官僚體系本位主義很重，但是仍可達成共識，得到結果。最近幾年比較混亂，以前回來，可以依例拜會一些政府單位，有規律性，現在都不知道要去哪裡拜訪。
從風險投資與政府導向來看，台灣有些落後。當初我們回來投資，與政府息息相關，政府有什麼大動作，我們可以跟進。現在卻看不到政府推動的動作，這是台灣的隱憂。
香港本來就不是科技島國，香港科技人才資源不夠，基本上是一個金融中心的位置。香港是做為進入中國大陸的窗口，吸收人才的中介，香港公司大部分都與大陸有關，因此是扮演橋梁的角色。
新加坡與台灣都是島國經濟，很多方面，台灣應該向新加坡學習。第一，新加坡政府年輕化，第二，有大量資金投注在研發與基礎建設上，政府大量推動。此外，他們也高薪聘請國外人才，這部分也值得我們學習。新加坡會主動出擊，積極做事。
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直屬李光耀，他們做了很多年投資，績效非常好。新加坡科技發展局手筆也很大，一下子就投資我們的基金2000萬美元，他們的目的是希望我們投資新加坡國內公司，並吸引國外人才到新加坡。在此過程中，我們接觸的感想是，速度比台灣快，方向也明確，但是績效方面，若論技術，沒有台灣強。
我覺得台灣應該是亞太科技中心，是一個科技島國，在全世界可以排名，例如我們的半導體很強，IC製造全世界知名，為什麼政府無法以此為基礎當做一個跳板？台灣缺乏一位經濟大師擘畫台灣未來的經濟發展。
鄧小平南巡，中國大陸從計畫經濟變成市場經濟，他們靠經濟成長蛻變為高速成長的經濟體。雖然中國大陸的體制複雜，也有很多弊端，但是他們的速度也滿快的，很多市長、省籍幹部也都年輕化，最近蘇州市的新任市長才三十八歲。他們講「科教興國」，由此宣傳，帶動改革。
中國大陸還有一個優勢是人才濟濟，尤其在軟體、電信通訊與光電方面，例如Cwill就制訂了中國大陸第三代行動通訊標準TD-SCDMA，當初是由兩個大陸留美學生，建立標準，轉移回中國大陸，他們在過程中有六十個工程師，都是從大陸聘請到美國發展，整個過程將近五年。由於投資Cwill，參與整個研發與過程，讓我覺得中國大陸人才真是濟濟，非常有深度。
釐清台灣未來科技走向
Q：中國大陸為何突然這麼有競爭力？
A：政策面，他們採科教興國，而且執行得很快。大陸與台灣在這方面的差別是，台灣的凝聚力似乎渙散了，沒有著力點。過去很多國外大廠來台灣，精力充沛，蹦蹦跳跳，覺得來台灣很好，很有活力。現在包括我在內，沒有著力點，政府官員找我們，不想去，只閉門做我們該做的事。
台灣應採政策面導向，釐定台灣IC產業與科技方向何去何從，如此一來，才能產生藍圖。目前台灣處於整合期，需要財務金融與政府支持。很多產業不行了，應該整合，政府應拿出資金，協助他們整合，以達經濟效應，使我們可以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
Q：中國大陸光電、電信的人才為何這麼多？
A：一方面是留美學人歸國，另一方面，這些留學生創業資金並非創投挹注，而是中國大陸政府官員很有遠見，投注初期的研發資金，也就是說，中國大陸政府中，也有創投家，只是以政府的資金投入。
在美國做研發，技術轉移到中國，中國做一合資，帶動整個產業升級，並創造TD-SCDMA，啟動者仍是中國大陸政府。
實務上的接觸，中國大陸政府很有遠見，1996年時，他們很窮，投資了兩百多萬美元。當時的官員純粹認為，中國大陸留美學生創新技術滿不錯的，當初對於他們的遠見，我覺得很不可置信。
我們是專業的創投公司，篩選案子，我們看到Cwill這個案子，與中國大陸在電信方面的發展，有很好的成長空間，我們的角度是協助公司成立，並提供附加價值。
Q：為什麼才四年，中國大陸電信產業成長那麼快？與1985年時的台灣，情況是否很像？
A：台灣在新竹工業園區有清華大學和交通大學，大陸在北京中關村有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中科院，很多大專院校，基本上非常相像，他們有環境，也有政府支持，各種資源，尤其人才資源更多，他們缺乏的是專業領域的知識（knowledge-based skill），與資金的需求。由此看來，可能是台灣十五、二十年前的狀況。
集結診斷科技「特攻隊」
Q：1985年回台，你充滿了使命與理想，現在為什麼被貼上「中國科技代言人」的標籤？
A：不是代言人，而是我覺得不談政治，促使兩岸科技交流，是一件非常好的事。這也是我個人的執著點，台灣是以製造為主的IC產業，我們的人才在經驗上非常強。我的執著點是兩岸科技交流，沒有政治層面，台灣有很好的研發能力，市場行銷很強，管理能力和製造能力很好，都是中國大陸的需求。中國大陸製造行，但是其他方面如專業知識與世界市場的接軌，比台灣落後二十年，雙方應該互補。
我做最多的工作是，推動兩岸科技交流，包括1993年李國鼎資政到大陸訪問。在兩岸交流上，我們做了一些貢獻，但是我一個人做不夠，其實大家對政府的戒急用忍政策不需害怕，在科技上盡量交流，對台灣好，因為台灣是科技島。
兩岸都是華人，為什麼不合作，而要敵對呢？
Q：兩岸的合作，對台灣有什麼好處？
A：合作對台灣的經濟發展有幫助，對岸的環境和條件比台灣強，製造與營運成本相對較低，基礎建設都比較便宜。
Q：經濟上合作能無視於政治上的困境嗎？
A：我認為在科技帶領經濟上的合作，較無爭議性，科技比較超然，中國大陸的科技人才與學者專家們，和我們交流愉快，他們對台灣印象很好。
Q：剛剛你建議台灣可以成為亞太科技中心，現在一切似乎都局限住了，如何打破僵局？
A：政府決策單位必須花相當功夫，集合一些「特攻隊」，診斷台灣科技之路該何去何從。
Q：你從何時開始到大陸培養這麼多人脈？
A：1992年，那時候第一次回北京探親。當時親戚也邀我到中國做創投。
Q：1992年大陸還沒有創投？
A：我們第一個帶進風險投資。
大陸創投法規尚未健全
Q：當時吃了哪些苦？
A：教育他們。我太太是上海人，從上海開始成立一個創投基金，上海市一些政府領導操作。第一次合作，我被騙，簽了一個合約，教了六個月，將風險投資的觀念教導上海的合作單位，本來以為要成功了，殺出一個程咬金，他們與另一個單位又簽了合約。但是對方是上海市官員，又不能告他們，只能結束。現在回顧，這是非常好的經驗，真正上了一課。
於是1993年，回到北京重新開始。北京是首都，政策決定之處，在那兒談事情，雖然時間長一點，還是能達成協議。
Q：當初法令上似乎尚未開放風險投資？
A：我們從海外成立基金，與北京單位合作。漢鼎是第一家到北京的創投公司，我們是第二家。
Q：這五年，在北京培養什麼人脈？
A：例如國家計委，其下有國家信息中心（State Information Center），與我們是一個對口，彼此合作，主席是劉鶴，四十多歲，非常優秀的幹部，和這樣的領導合作，頗有相見恨晚的感覺。
我們也與聯想集團合作，和總裁柳傳志、總經理楊元慶都是很熟的朋友。此外還有清華大學企業集團、中國郵電研究院。中國郵電研究院院長是周寰，中國第三代行動通訊標準制訂就是由他一手推動，他非常有遠見，我對他非常尊敬，他撥了200多萬美元，支持這個產業發展，中國才有第三代行動通訊的標準，跨入國際領域。
Q：大陸的退出機制似乎不是那麼健全？
A：現在還是沒有退出機制。中國國家領導對這些很敏感，創業板還未開始時，每家券商篩選兩家上市，但是一下子就幾十家公司，江澤民與朱鎔基最擔心的，其中是否有許多投機客。大陸資本市場法規還不健全，投機客會使市場機制大亂。所以他們還是很小心，在適當時間點，推動二板市場，創投能有退出機制。這麼多年來，我們一直很小心，因為他們的法規還不健全，尤其在創投方面，完全是新的領域，他們派了很多人到美國矽谷、華爾街學習，希望借用他們的法規，能健全自己的法規。
邊互動邊分享
Q：你培養的人脈對你有什麼幫助？
A：最重要的是，對大陸國內事務與政策，他們非常清楚。最大的幫助是，我比較能清楚他們的政策導向與執行。此外，與他們接觸過程中，受益匪淺的是，大家可以分享很多理念，也瞭解大陸發展科技的動態，對雙方而言都是好事，因為我們可以帶動資金與人才的交易，他們在政治上也鬆綁，大家合作得很愉快。
Q：他們想從你身上學到什麼？
A：他們從我們這方面學了很多東西，他們有定期的代表團到美國，到我們辦公室，看我們的投資公司、我們的投資模式等。這是互動且互補的，大家都很誠懇，以交朋友的方式進行商業化行為。
Q：你以什麼方式建立這些人脈？
A：方式倒是沒有，但是必須花時間，而且誠懇，以誠相待，誠信滿重要。
Q：將來你想做些什麼？
A：我很希望將我所學傳授給年輕一代，有名有利，賺了很多錢，應回饋社會。我想在中國大陸捐助一些貧窮的小學。（林婉蓉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