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要怎麼看中國大陸？
這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
「從宏觀來看。她充滿了生機；從微觀來看，她充滿了危機」；「從經濟面看，它有無限活力；從政治面看，它又非常無力」。不同的面向，不同的問題，出現不同的觀點。
到底要怎麼理解中國大陸？
也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
民意調查閱台灣人：「大陸有幾個省份？」答對的人只有七%；問北京市民「台灣現在最高領導人是誰？」超過四分之一的人不知道。
面對採訪的台灣記者，大陸官員希望「多做宣傳」；談到眼前大力推行的「反腐倡廉」，又不避諱：「這個問題很重要，影響人民很大。」知識分子諷刺，經改後「現在有一個神，就是金錢。」但也不諱言：「這一步比前一步好，就是值得的。」
大陸太大，根據九三年統計，個人財富超過百萬元的有一百萬人；最窮的四川大巴山農民，一年所得僅一百一十元人民幣。
大陸太大，看沿海鄉鎮企業辦的印刷廠，使用了全套麥金塔電腦、全新海德堡自動印刷機，還要把「人民日報」全儲進CD中；然而往內陸去，北京副市長王寶森自殺的消息，十天後成都才得到這個「舊聞」。
「大陸太太，就像瞎子摸象，論斷真是一件冒險的事。」一九八八年六月，本刊第一次全面採訪大陸時，就深有感觸。
和一九八八年相比，這一次的全面觀察，瞎子摸象的惶恐依舊，然而透過比較，呈顯出的趨勢和現象則較為清晰。
剝離、鬆綁，移動
改革開放之路走了十六年，眼前大陸浮現的景象是：
－－集體意識剝離，自我意識抬頭；
－－經濟鬆綁，民間力量甦醒；
－－政治板塊移動，地方資源擴大。
過去的中國大陸，社會嚴密封閉，「大組織套著小組織」，一個人從出生到死亡，「一輩子活在單位中」，北京社科院人員分析；現在人們從組織中解套，「總有機會找到自己最有利的位置。」
一位北大畢業生，不再靠政府分派工作，他甚至放棄了月入三千的外資企業職務，選擇到王府飯店當行李員，因為曰飯店接觸廣，機會更多」。
從大我意識中解套的小我，背後的動力是人性的利己私欲。
傳統「個人事再大也是小事，公家事再小也是大事」的觀念已然改變，北師大一位教授觀察，「講求犧牲奉獻的偽君子減少了，凡事自私，人人爭做真小人。 於是，知識分子、文化人一起下海。
文革時期入獄七年的李世強。現在開了一家書屋，茶香書香盈室，也算滿足個人理想。一位造了幾十年原子彈的科學家放棄科研去辦管理學院，他說，「把觀念傳給更多有決策能力的企業人士。比埋頭造原子彈、寫論文更有意義。」
有人形容過去的人像藍螞蟻，現在個個成了花蝴蝶、大恐龍。台北中研院院士余英時分析，由於經濟放鬆，民間社會力在政治縫隙中復甦，「政治人還原為社會人與世俗人。」
經濟改革是主襯
在大陸，沒有人會否認經濟鬆綁帶來社會生動，正如沒有人敢公開承認經濟鬆綁會帶來政治鬆動。經濟鬆綁始終是大陸改革的主調。
一九八０年到一九九四年，以年乎均九．一%的增加速度，中國大陸的經濟成長是世界平均值的三倍。
這樣的激速成長，是「打破大鍋飯」、「不從定義出發、不要教條主義、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互相借鑑」換腦筋下的實證。
這也是「利己」意識抬頭，「利他」精神瓦解的最佳詮釋。
在以利己為圭臬的鄉鎮企業和私營企業急速追趕下，以利他為精神的國營企業就讓出獨霸位置，形成三足鼎立。
國營企業面臨挑戰，「首先得解決觀念問題」，遼寧省長聞世震道破困境。
八０年代中期開承包制先河的關廣梅，在八九年受挫後，熱情未減，毅然接下改造國營企業的重擔，她更體認改造的成功關鍵「在對改革的認識夠不夠」。
經濟結構重組以來，三年內，私營企業數年成長七０%，而公有企業成長只有八%。新企業和新企業人的誕生，反映另一股民間力量的甦醒。
美國富比士雜誌選出的大陸首富劉永好，創辦了成都「希望集團」，旗下三十二家企業涵蓋了飼料、食品、房屋和電子，員工上萬，總產值十七億人民幣。穿著白夾克、開上海國產車的他，農村子弟，勤勞起家，自稱財產「只有當初的一千元吧！」卻能重視研發、購買新設備和重用人才。
擁有二億資產的馬玉林是另一個例子，一天工作十四小時，一生最大的夢想是開設一個汽車城。對於有人認為私營企業只是「補充作用」，非常不以為然。
牽動政治板塊
當經濟的板塊移動時，勢必牽動政治板塊。
從沿海遼寧、山東、福州、深圳到內陸成都，採訪各地首長，都不諱言首要任務在促進經濟發展。數以萬計的幹部，也都由維持體制的「政治細胞」，變成推動現代化的「經濟細胞」。
過去評估幹部，要看是否是「活學毛主席著作的積極分子」；現在則是看「三個有利於」：是否有利於發展生產力、有利於增強綜合國力、有利於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這樣的一條不歸路下，要想恢復「全國一盤棋」的經濟秩序，似乎是一項大挑戰。
愈是自主力強的地方愈不理會中央。上海廣電局在黃浦外灘建起「東方明珠塔」，造價九億，卻只向國務院報一億九千萬；他們寧可向國外銀行借貸，也要避開中央的審批。
中央與地方力量的拉鋸戰是否會由經濟轉為政治，資源重分配下是否仍為零和遊戲，現在都得打個問號。
混亂與重建
從封閉到開放，從一元到多元，從集體意識到個人意識，國家目標與個人目標是否一致？大我精神與小我實現能否契合？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的矛盾如何理順？
在這個轉換的混亂與矛盾時代，中國大陸面對的難題，已不再是改革開放要不要繼續走下去，正如成都一位社科院研究員形容：「小雞已經孵出來的，不可能再變回雞蛋！」而重點是如何度過意識剝離、價值矛盾和制度轉換的困惑。
縫隙中復甦的人性，是不太可能再壓回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