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一月二十四日，中國時報副刊上出現了一篇特異的文字，五十位文化界的知名之士，聯合發表了「民國七十六年台灣電影宣言」，要求「給另一種電影一個存在的空間」。
他們指出，台灣電影已經站在轉捩點上，「我們有必要緊急表達我們的關心和憂慮」。他們要求文化政策主管當局、傳播媒體和電影評論者，共同來支持邢些有創作企圖、有藝術傾向、有文化自覺的電影。
這就是「另一種電影」。有人稱之為新電影，有人稱之為藝術電影，也有人乾脆名之為好電影。這批關心電影文化的人士認為，這種電影沒有得到它應得的獎勵和關注，因而用近乎激動的語氣，指責電影政策單位「立場不清」，大眾傳播媒體「失職」、「落伍」，部份電影評論者言論「荒唐離奇」。他們期待改變，並要求「志同道合的朋友」給予「精神上的支援」。
一個運動的開始
這是近年來難得一見的文化盛事。五十位簽名者和後來陸續加入的其他人士，都是當今文化藝術界的意見領袖，他們的名字同時出現，象徵一個運動的開始。
不明內情的人也許覺得突兀。簽名者之一的文化建設委員會顧問馬以工笑著說：「有些朋友不諒解，認為我管得太多。」她卻相信關心文化前途，關心在台灣文化中居重要地位的電影藝術，是每一個人的責任。
很多人也許沒有注意，台灣三十歲以上的人，對電影有一份特殊的感情。在生活單純、物質貧乏的民國四十年代，週末全家人坐三輪車到街上去看一場電影，幾乎是最高的享受。比較偏僻的地方，露天裡搭起一幅寬大的白布，立刻就能吸引成群的孩童，在太陽還沒落山前便搬了小板凳，耐心地守候著電影開演。
作家陳雨航回憶他小時候，家中長輩如果答應晚上帶他去看電影，那一整天裡他是百依百順，唯命是從。舞蹈家林懷民是在看了電影「紅菱豔」之後，對舞蹈生涯心存嚮往的。聯合報記者楊憲宏回憶：「電影是我們成長過程中一件必要的事，因為它教我們思考和講故事，從電影裡，我們看到文化的縮影，瞭解人與人之間的感情。」
這些昔日緊盯著銀幕不放的孩子，今天都成了電影宣言的簽名者。五十年代出生的人有了電視．，更以後又有了錄影帶和MTV上他們雖然也看電影，但是不再以電影為唯一的寄託，關懷也就不那麼深切了。
戰後一代為新電影催生
其實，新電影的產生，本身就與戰後一代的成長有密切關係。新電影運動催生者之一的劇作家小野記述，民國六十年代末期，有一批在國外完成電影教育的年輕人紛紛返回台灣，例如萬仁、柯一正、楊德昌、陶德辰、曾壯祥、李祐寧等，他們在民國七十年代初期的新電影運動中挑起了重責大任。
當時台灣的電影正跌到谷底，武俠片和瓊瑤電影鋒頭已過，黑社會寫實片泛濫成災，知識份子早已對國產片失去信心。小野在民國六十七年記述：「長久以來，……只要一提起國片……總要換來他們(知識份子)一聲喟嘆或不屑的諷笑。」
但是到了民國七十年和七十一年，香港「電影新浪潮」興起，徐克、章國明、許鞍華等香港新銳導演作品，以其豐富的內涵和新穎的手法，把台灣電影打得慘敗，國產片忽然成為台灣知識份子心頭沉重的恥辱和悲哀。在這個行業裡原也有人有心進取，但是影評人焦雄屏分析，是在前述那批人才回來之後，願意開創電影新局的人士，才覺得有一點勇氣，可以試試另一種做法。
不只如此，戰後一代的成長，帶動了整個社會的轉變。蘭陵劇坊負責人卓明看到上一代的人受限於逃難心理，「在戰爭的恐慌中，精神遭到壓抑，只能追求物質。」但是這一代成長之後，物質生活大致已可滿足，相對的他們需要精神的救贖，於是致力於拯救環境、提升文化、推動政治更趨開明。
不可低估觀眾
在香港長大的影評人黃建業看出，近五年來台灣整個文化變得更多元了，資訊的迅速流通，拓展了國內觀眾的視野，提升了觀眾對電影的敏感度。焦雄屏也指出，國內觀眾的層次比以前高很多，「觀眾的文化意識不可小視」。
他們常應邀去各地演講或座談，驚訝地發現今天有許多觀眾能瞭解導演的創作意圖，看清文化與社會之間的關係，「比一些影評人都高明」。
曾經擔任電影副導演，現在拍攝公共電視節目的王小棣也發現製片當局常常小看了觀眾。有一次她在電影院門口排隊買票，前面站了一對年輕男女，女的說：「XXX(一部說教片)好爛噢！」男的教訓她：「什麼好爛？有多爛？再怎麼樣那也是我們的近代史，應該要去看。」
王小棣後來有機會看了這部所謂的「政策大片」，回想起那位年輕男孩大義凜然的話，她真是代製片單位羞愧無地自容。她慨嘆：「是電影界自已一次又一次地毀滅了大家對這種媒體尚存的一些希望。」她焦急地說：「我不知道什麼時候電影工業才會真正有一些有用的、漸進的改變。」
是這樣的心情，促使她雖然不贊成電影宣言表達的方式，仍然毫不猶豫地簽上了名。
楊憲宏也不完同意宣言的內容，但是他說：「我支持的是新電影的精神。」那是一種檢討和對現世不滿的精神。
他相信文化的提升是各方面齊頭並進的，除非是共產國家或法西斯國家，不可能有某一方面表現特別突出，關懷環境的人民一定也關心文化和政治的進步。
總合性的文化指標
另一方面，他也相信某幾個重要的層面先提升，可以發揮火車頭的功用。社會的轉型，可以是幾個重點先轉，其他的跟著轉。而電影，是總合性的文化指標，「一個地方有沒有文化，從電影就看得出來。沒有好電影，再有錢也不怎麼樣。」
同樣的體會，王小棣判定台灣的偉大導演還沒有出現。她舉例說，日本電影裡常常出現典雅優美的民屋景色，可是民屋不是導演製造的，而是工匠蓋出來的，導演是生活在那樣的環境裡，才拍出那樣的電影。這樣的視野，需要很多年一點一滴的累積，「台灣的景觀這麼亂，我不相信會突然跑出一個怎樣偉大的導演。」
卓明卻認為台灣的文化創造力很強，各種藝術作品常有新意，甚至超越美國和日本，他猜測：「也許是我們的藝術冒險受到壓抑，所以反彈力很大；也許我們的文化深遠，很多東西潛藏在我們的血管裡，自己也不知道。」
不屬於這個行業的有心人士，在旁邊默默地注視著新電影的發展。林懷民在高雄看了侯孝賢導演的「戀戀風塵」，很受感動，打了好幾個電話給焦雄屏，問：「我能幫這部電影什麼忙？」
文化品味需要培養
自稱是一個「好觀眾」和「小市民」的他，認為「戀戀風塵」和楊德昌導演的「恐怖份子」，是這兩位導演新秀更上層樓的作品，「帶給我們文化的信心與驕傲」。多年來領導「雲門舞集」，經常為國爭光的這位舞蹈家誠摯地說：「請問台灣除電影外還有什麼文化能在國際上與別人平起平坐？」
參與簽名的人都強調，電影宣言的用意並不是要否定舊有電影或商業電影，而是要爭取「另一種電影」的生存空間。
廣播節目主持人陶曉清相信只要大家放寬心胸，「我們的環境應該容得下各種不同的電影」。愛看成龍電影的人儘可以去看，但是「也應該讓我們這樣的人看到侯孝賢的電影」。
卓明也指出：「藝術電影是給那些自認與眾不同的人、心靈寂寞的人看的，他們在裡面得到感動，產生投訴、對流的過程。」很顯然他們在芸芸眾生中只是少數。精緻藝術是金字塔的頂端，大眾要的則是通俗的東西。
但是馬以工相信，文化的品味是需要培養的。她打個譬喻：沒有人天生聽得懂巴哈的音樂，可以先從比較浪漫的柴可夫斯基聽起，經過學習、受人指導，進一步欣賞蕭邦，等到對音樂的認知已有相當火候了，才能領略巴哈之美。她說：「我們的觀眾還在受教育的階段，也許要等到拍了二十年這樣的好電影之後，藝術電影才會深入民間。」
楊憲宏也估計需要二十年的時間：「三十年來我們沒有把電影當成文化看待，很可能已經消磨了一代可以欣賞藝術電影的觀眾，」要恢復，必須等下一個世代的人成長。
下一代成長得很快。民國四十年出生的小野感慨：「只不過比我小七、八歲的年輕朋友，就完全想像不出過去的國片是什麼樣子，」好像他們睜開眼睛開始看國片，看的就是「光陰的故事」、「海灘的一天」之類的影片。
社會轉變造成衝擊
為了培養下一代的文化品味，簽署電影宣言的人士，從五月份起，要到各大專院校去辦「另一種電影」的影展和座談活動，引領大學生們欣賞巴哈級的國外電影。楊憲宏解釋：「我們要影響的是社會的上層階級，是關心社會前途的那百分之十。」他形容這些人是「隊長」，社會要轉型，就是這些人先轉，其他人才會跟著轉。
畫家蔣勳也相信，文化的發展脫離不了政治的主導，「戀戀風塵」、「恐怖份子」兩片在去年一年之內同時出現，正反映出台灣社會在這一年裡的重大轉變。黨禁、報禁、舞禁、髮禁先後開放或即將開放，對文化造成極大的衝擊，因為「文化創作者生活在社會的氛圍裡，周遭人們的所思、所言、所行，都對他們產生催化作用」。
另一方面，文化創作也刺激人們反省，這個角色以後會愈來愈重要。
蔣勳和黃建業都預料，未來兩年是關鍵時刻，政治問題和民眾思想會有非常大幅度的調整和改變，電影政策、傳播媒體和電影業界都要隨之而變，而且是隨著民眾意識型態的轉變而轉變。
黃建業指出，正因為是在這樣關鍵的時刻，所有的文化問題更應該不斷地提出來討論，出現各種不同的、多元的、對立的聲音，讓民眾在充份瞭解、深思熟慮之後，選擇他們真正要走的路。
創造模式指引後人
新電影運動的意義不在其結果，而在於創造一個「尋找文化出路」的奮鬥模式，楊憲宏比喻：「像在走迷宮，我們要在走過的每一段路上豎立指標，指引後來的人。我不知道我們這一代走不走得通，我只知道這一代不做，下一代也不可能成功。」
黃建業感到社會上已有一股生氣。很多人開始懂得自己思考，媒體的獨佔性相對動搖，人不再那麼容易受權威左右。「真正民主的社會正應如此，我的樂觀就建立在每個人的自省上，」他說。
他相信人的力量足以回天。他興致勃勃地要看「人如何在這樣的歷史變動中發揮一己的力量」，要看「在媒體、資源被壟斷的局面下，人到底能突破多少，來證明自己？」
王小棣主張各人在各人崗位上做事，逐漸設法改善製作環境和管理方式。她曾勸小野不要急，不要期望一年就做成什麼事，但是她自己也不免有急怒攻心的時候。有一次她當面質問一位電視台的主管：「你應該要想一想你們在電視台究竟做了些什麼。一天一天，一點一點你們都不做，知不知道大陸那邊現在有些作品真的很好？你們呢？」
這位五十多歲的主管毫無愧色，反而拿出小本子，記錄下這一段「不當言論」。他完全無視於在戰後生長於台灣的這一代的感覺。
電影與電視的處境容或不同，但是楊憲宏確信，體制內的改革已無可能。他主張電影與現有的體制決裂，另起爐灶。
長遠而言，楊憲宏相信新電影的前途絕對樂觀，因為長江後浪推前浪，在十年、至多二十年內，戰後出生的一代要接手這個社會。「接手之後我們準備怎麼做，現在就可以說個清楚。我們沒什麼好隱瞞的。」這位三十四歲的社會運動者直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