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諾貝爾物理獎得主沙卡洛夫，因發表反對政府的言論被放逐到高爾基七年，於去年聖誕節前夕獲得無條件釋放。他重獲自由後不久即搬回莫斯科郊區的一棟公寓居住，在那裡他接受了英國星期泰晤士報記者尼古拉斯．貝特的訪問。
在莫斯科攝氏零下二十度的嚴寒裡，他憶述了蘇聯總書記戈巴契夫親自打電話告訴他釋放的消息；並談到那一段被格別烏秘密警察迫害的經過。他仍舊十分關心那些獄中難友的命運，也希望戈巴契夫的開放政策能早日落實，改善蘇聯凋敝的經濟，並帶來真正的世界和平。
放逐七年重獲自由
沙卡洛夫在一九八０年一月被格別烏非法逮捕，放逐到高爾基，過著終日有人監視的生活，備嘗精神與肉體的折磨。他管長期絕食抗議，卻被送到醫院強迫餵食，醫生威脅要使他成為「無助的廢人」。他的走廊上二十四小時有警衛看守，信件和報紙也都先經過檢查。曾有四個月，連少數幾個原本獲准探望他們的朋友都不許上門。
直到去年十月，情況開始有了轉變。先是蘇聯一家外語報紙「新時代」寫信請沙卡洛夫寫一篇有關暫停核子試爆的文章，他怕再被曲解、利用，成為官傳工具，因而拒絕了；一個月之後蘇聯文學公報也請他寫文章，他回覆：「只要還有個圈套套在我脖子上，我就不能發表任何言論。」
沙卡洛夫分析，這兩件事情可以看出，蘇聯最高階層可能早在九月就已決定要還他自由。但在這期間，某些下屬單位卻一直要他提出某種保證，以儘量「中和」最高階層的決定。
最近許多不滿份子獲釋或獲准移民，似乎都遵循這套程式：最高階層做出開明的決定後，交下來執行，卻受到中間官僚的阻撓和拖延。沙卡洛夫的遭遇也是如此，高爾基當局對他將獲釋始終祕而不宣，直到十二月十五日晚上十點半，兩個工人在一名格別烏警察的監視下到沙卡洛夫家裝置電話，臨走時格別烏警察丟下一句話：「明天早上十點你會接到一通電話！」
「事實上第二天早上我們只接到接線生打來的電話，告訴我們電話號碼。下午我原本要上街買東西，但因為電視上有個好節目，因此沒出門。結果在三點鐘，戈巴契夫終於打了電話。」。
電話中，沙卡洛夫向蘇聯的最高領導人表示，他對反對人士馬成柯在獄中被「謀殺」一事感到悲憤，他提醒戈巴契夫，獄中有許多政治犯，如果繼續監禁他們，與蘇聯領導階層最近致力的開放政策背道而馳。
半帶威脅半帶懷柔
三天之後科學院院長馬倉在戈巴契夫的指示下，到高爾基和沙卡洛夫商討他的未來，馬倉對沙卡洛夫半帶威脅，半帶懷柔。他一方面提供沙卡洛夫與聞國家要事的機會；一方面警告他不要再和政府唱反調，否則可能還會被隔離。
沙卡洛夫表示，他們很高興重獲自由，對於戈巴契夫領導下的蘇聯前途，抱著審慎而樂觀的態度。
「我不喜歡預測，但我相信這個新領導階層，至少那些觀念和戈巴契夫相同的人的確想改善蘇聯的經濟，袪除這個國家的缺點。但要達到目標，必須具備一個開放的社會，包括人民可以在國內自由遷徙；隨時可以移民，也隨時可以回來；並享有傳播資訊和信仰的自由等。
「對一個想正常發展，且不願威脅鄰國的國家而言，這是非常重要的。
「期待這些改變或許會被譏為不切實際，但只要這些期望能實現一部份，對蘇聯和全世界而言，都可算是向前邁了一大步，唯有蘇聯成為自由開放的社會，世人才能高枕無憂。」
沙卡洛夫對一些西方媒體報導他與蘇聯當局達成某種妥協以交換自由的說法深表不滿。他說：「參與社曾改革是我的責任，我不能放棄，我必須運用我的影響力來改變國內及國外的政治環境，這是正義與個人信譽的問題，我必須對我親愛的朋友有所交待。」
「當時如果我能想出辦法，我一定會竭盡所能地去救馬成柯。但他卻不幸遇害了。雖然他已經死了，但我們還必須繼續抱持希望，希望加諸在其他個人及家庭之上的浩劫能夠早日結束。
「像機械師葉維斯可失和家人的遭遇就是一個典型的悲劇。八、九年前，他們一家申請移民法國不成，反遭到嚴酷的拷問，他十八歲的兒子先後兩次入獄，葉維斯可夫本人則進了精神病院。
「我認為允許人民自由進出是天經地義的事，這樣做對一個國家只有好處沒有壞處。」
蘇聯的政策有時就像罹患精神分裂症的病人一樣反覆無常，不但西方人無法解釋，連蘇聯本國人民也弄不明白。例如官方既已暗示要大赦政治犯，但幾個星期過去，卻又未見行動，還任由格別烏虐待人犯，不聞不問；前一天才有許多不滿份子被刑求而死，後一天卻有另一批不滿份子獲得釋放……。
沙卡洛夫和其他人一樣，不願論斷這些矛盾現象的真正原因。目前，他寧願相信戈巴契夫等當權派人士有誠意改革，只是無法獲得格別烏及中下層官僚的支持。他的態度非常謹慎，他不認為蘇聯目前的所作所為只是個騙局，要西方人上當。蘇聯或許做得不夠多，但還是有其實質上的意義。他希望有能力影響蘇聯政治的西方領袖，如雷根總統和佘契爾夫人，能夠加緊努力，一方面給戈巴契夫施加壓力，一方面假以援手。
世界和平有賴蘇聯開放
「開放必須成為蘇聯的基本政策，而不是曇花一現或只是宣傳技倆。開放的第一步必須先全面赦免政治犯，同時廢止羅織不滿份子入獄的條例；此外，還要廢除死刑、重建司法體系。
「如果我能和雷根總統與佘契爾夫人見面，我將告訴他們，不僅西方人關心人權問題，我們也同樣關心。有些西方人認為蘇聯的人權不重要，甚至認為蘇聯越沒有人權，對西方越有好處，尤其現在蘇聯經濟問題重重，他們更是幸災樂禍。
他們錯了！東西方目前的關係其實是生死與共的。我相信雷根總統和佘契爾夫人也想達成世界和平，而世界和平有賴於蘇聯社會開放。社會開放之後蘇聯的經濟和科技將更進步，對西方而言，一個開放進步的國家並不危險，一個壓制不滿份子，非法逮捕人民的國家才真正可怕。
「與健康的人毗鄰絕對比和病人毗鄰來得好，因為病人的行為比較難以逆料。和由秘密政治力量駕馭的國家打交道，絕對比和自由開放的國家來往危險。我們的情況越好，對你們越有好處。所以當蘇聯代表在西方大放厥詞，談論將如何大事改革時，不妨告訴他們：「做給我們看呀！」
「我希望未來的東西方高峰會議能使蘇聯改變政策，沒看見具體成果，西方國家千萬不能讓步。這並不是要西方國家恐嚇蘇聯，而是要它們幫助蘇聯，因為靠蘇聯人本身的力量，想達到改革的目標實在太難了。我也希望西方國家能促使蘇聯自阿富汗撤軍，讓阿富汗中立，以免傷及無辜。戈巴契夫也因此可以致力於國內的改革。」
(摘譯自Sunday Tim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