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０年代初期我在「譯文」雜誌上讀到蘇聯作家巴甫連科的一篇小說「話的力量」。
「話的力量」這篇短東西是歌頌史達林的，描寫史達林青年時代從事秘密革命活動的時候，一天有一個會議需要參加，但是這一天第比利斯降臨了暴風雪，史達林住得又遠，人們以為他不會來了，但是了解他的人相信他一定會想辦法出席會議，說了要來就一定會來。果然，史達林來了，史達林是滑雪翻山而來的。
這樣的故事在中國，多半會被看做一個「然諾」的問題。而蘇俄式的說法則在於話的力量，言語與語言的力量。
這樣一個關於話的力量的命題給我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同時它也給我留下了深深的疑惑－－什麼叫話的力量呢？中國的觀念大大不同，我們講的是「聽其言，觀其行」、「眼見為實，耳聽是虛」、「百聞不如一見」，我們嘲笑的是「趙括談兵」、「聽見風就是雨」、「言過其實，終無大用」等，我們這個民族本來是很懂得冷靜與務實的。
言語確實是人類的偉大創造，它培育了思想、溝通了人際、造就了社會，使人確實成為萬物之靈。文字就更了不起，它突破了空間與時間的局限，變成了比人本身更堅固也更鄭重的存在。所以相信倉領造字時「天雨粟，鬼夜哭」，話能通神，這還不是話的力量嗎？
話語君臨人世
話的力量的提法首先使人想起符咒的力量，對於符咒的相信，表現著人們對於話的力量的敬畏。各種宗教都是要祈禱的，祈禱也是說話，是與主與神說話，因而那也是話的力量的顯示。
是的，當具體的言語組成了博大精深的語言體系，它常常會變成為凌駕於它的創造者、它的主人的至高無上的存在。偉大的、奇妙的、正義的與雄辯的語言一旦被創造出來，便成為一個愈來愈獨立自足的世界。它來自經驗卻又來自想像，來自客觀實際卻又來自人的主觀欲望、情緒與衝動，它本是交流的手段卻又變成目的－－最終變得愈來愈具有超經驗的終極原則性質，變得比經驗更純粹也更神怪地擴張了開來。
它具有自己的規律法則，從而具有自己的反規律反法則一即變體一的豐富性、變異性、通俗性與超常性。它具有組合能力、衍生能力－－即繁殖能力。它被人們所使用，卻又君臨人世。
回首千年往事，古今中外有多少人為了一些了不起的話語而艱苦奮鬥、英勇獻身，成為仁人志士，成為英雄豪傑，或者成為怪人狂人，成為吹牛皮說大話的偏執狂！
一個革命黨是十分重視話的力量的。這樣一個黨在執政以前，從某種意義上說，是靠自己的話語贏得了民心，取得了勝利的。她還沒有執政，當然拿不出太多的政績，而更多的是靠論證與許諾，而論證與許諾，不就是話語嗎？
五０年代我常閱讀並讚歎於蘇聯的外交政治話語的煽動性、系統性、洋洋灑灑性。不論是聯共「十九大」上馬林科夫的報告，還是聯合國大會上維辛斯基副外長的演說，都令我傾倒。那時蘇聯是作為國際秩序的一個批評者、反叛者、舊世界的掘墓者而出現，而人間的規律是批評別人往往比維護自己更加雄辯得多。
西方國家也是如此，在野黨在話語上常常占有優勢，因為他們的政見、方略在執政以前往往只是一些理想型的話語，而執政黨卻要為自己執政的實際進行拙笨的辯護，這種實際肯定會是不完美的、捉襟見肘乃至千瘡百孔的。
在野黨變成執政黨以後呢，說話立即慎重多了，許多在野時說的大話也都收起來了，這時候強調的已經不再是話的力量、主張的力量，而是實際利益、實際的可能性了。這時候他們相信的已經不是話的力量，而是權與利的力量了。
別再大話連篇！
愈是有力量的話愈是難以兌現，各國莫不如此。這種政治遊戲的常規現實，固然有些可笑乃至於可悲，卻也可以理解。難道能夠是一個執政黨大話連篇，而在野黨句句掂量謹小慎微嗎？
顯然，如果一個執政黨不想搞亂自己，不想搞垮自已的話，在執政以後就應該採取更加務實的態度，從意識型態的中心地位過渡到經濟建設的中心地位上來。
執政黨而又成天價唱高調，這其實是一非常危險的事。這樣做不但分散了精力、干擾了建設、損害了政績、毒化了空氣、敗壞了風氣，而且在人們愈來愈不相信高調的同時，人們不是用高調來約束自己，恰恰是用高調來要求執政黨，從而會用理想主義的高調來將執政黨的軍，使執政黨自己處於尷尬的地位。歷史證明，高調常常是顛覆的武器而不是建設的武器。以話的力量搞鬥爭尚可－－也不能光靠話的力量，而是還要靠身體力行的力量；以話的力量搞執政搞建設，就會大謬不然。
所以，現在提的是不爭論至少是少爭論。從對於「不爭論」的提倡中，我感受到了政治家們對於話語膨脹的厭惡與警惕。人們終於認識到這一點了，天花亂墜的話語雖然好聽，卻未必於事有補。
為了這一點點成熟與清醒，人們付出了多少代價！
而我們的希望，恰恰在於更成熟和清醒，更理性和穩重。別了，大話連篇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