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五，鄧小平改革開放十六年後的新「新中國」。
國外。歐美各重要媒體頻頻以望遠鏡觀測這條經文革浩劫後重生的巨龍。他們競相預言；若繼續乘二位數字的經濟成長率飛馳，二十一世紀，中國大陸終將成為下一個世界經濟強權。
美國富比士(FORBES)雜誌率先在這個掛牌社會主義的國度裡，探勘出十七位身價上億的大富豪。大型跨國企業則接踵到此設立據點，分享巨龍浩瀚的市場胃納。
國內。大城市到處興工動土，市容年年變貌；鶴起的摩天高樓和精品商場翻覆矮舊弄堂，川流的人潮穿紅戴綠，早已不復見著毛裝的藍螞蟻掩地。農村的綠野阡陌間不時冒出雅緻小洋房，街道雖窄，卻見奔馳(MERCEDES BENZ)、寶馬(BMW)等名貴轎車沈穩駛過。
一位五十餘歲的內蒙人用「恍如隔世」形容十六年來的今昔之別。「當時遺失一台自行車會急得趕緊向公安報案，」他對比：「現在就像掉了一隻鋼筆。」
蛻變的不只是山河大地、生活條件。一九七九年，當「改革之父」鄧小平劃時代地宣告經濟建設將領銜擔綱、引進外資將有法可據，以為垂死的政治大陸輸血時，十億人民便開始洗心換腦。
「政治中國」像兵營，人的心腦裡不容自我意志，私慾隨命運，一起交給了共產黨。新生的「經濟中國」在摸索學步中不談姓「社」(社會主義)、姓「資」(資本主義)，非僅容許初來的商品經濟與計畫經濟的老角兒同台並軌，甚至還在七年前通過修憲，發給私營經濟一張合法身份證；潛藏在人性底層「為己發財致富」的貪慾，終於在政策鼓舞下公然擺脫侄桔，得到暢所欲為的機會。
民間社會規模粗具
共產主義的奠基人恩格斯早就預見，貪慾是歷史發展的槓桿，雖然卑鄙，卻能推動人類進步。大陸十二億人口壓抑經年的貪慾爆發後釋出的能量，威力猶如一顆原子彈；正和毛澤東在大躍進時期待的一樣，「中國人做到了以前從未做到的事」。
十六年來的和平演變，使得曾在「政治大陸」被扭曲瓦解的社會基本單元和細胞，又逐漸回復。商品經濟的市場化機制，帶動大批人衝破工作單位的牢籠，重新架構出一個提供個人選擇權的民間社會。
十六年來的衝刺積累，使得原為國家資本二百分之一的民有資產，迅速擴張至二萬億人民幣，成為國有固定資產額的兩倍。起碼已有一百萬人擁有百萬財富。而非國有經濟的工業產值，也攻下全國總產值半壁江山；在全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重，更高達三分之二。
中國大陸在重寫歷史。當年毛澤東率中共領導人在天安門上宣示誕生的「新中國」已然幻滅；共產制度的社會改造實驗遠悖人性，終至窮途末路。改革開放所孕育出的新「新中國」，正迅疾銜接中斷三十年的旋律，卯足全力朝私有化躍奔。
由公有制計畫經濟向私有制市場經濟的挪移轉軌，就像一場地殼大震動，不僅衝擊出中國大陸的權力新格局，也引發社會資源的重新再分配。
地震的源頭起自改革開放的三把火－－體制外先行、開放特區，以及中央下放權力。
在建設「經濟新中國」的時代任務中，鄧小平的總體戰略是趨易避難、降低風險。因此，對於體制內扮演支柱角色的國有部門，僅以「放權讓利」來修補治標，而讓體制外的改革，從農村跨出第一步。八０年秋，農民正式發動家庭聯產承包制，快速顛覆了人民公社，孕育出以集體或個體面貌誕生的鄉鎮企業。
地方挾「金」自重
地區推進的開放政策由廣束、福建打頭陣，再擴散到沿海、沿江與沿邊。特區揭示的「特殊政策，靈活措施」，很快就吸引資金和經營技術大量流入，先活、先富了遼東半島至廣西沿海一帶的各個省市。
和毛澤東的「政治中國」不謀而合的是，為了調動地方的的積極性，鄧小平也祭出了下放權力的寶典。八０年代起，地方政府逐步由中央手中接獲財權、物權、建設審批權、企業管轄權，以及某些領域的立法權；由以往吃中央的大鍋飯，改為必須自負盈虧的分灶吃飯。
素來對中央唯命是從的地方政府，因掌管企業、享有政策，並又背載自負盈虧壓力，自此發展出自主性格，和中央漸行漸遠。
中央和地方之間的權力板塊逐漸產生裂變。封鎖財富、割據市場的諸侯經濟興起；「任憑北京雷鳴電閃，下官這裡風平浪靜」的地方主義抬頭；而經濟實力的膨脹，更誘發地方政府的談判意識，挾「金」自重的地方在經濟、社會政策上要求發言權，直接衝擊中央權力的組成結構。
明顯的事例是，去年中共為改善稅收狀況，提出財稅體制改革，國務院副總理朱鎔基在謀定各省不同的上繳基數時，曾前所未見地率領幕僚走訪地方個別商談；而在富甲全國的南方，所遭遇的阻力也最大。
另一代表性的變化為，以「一方諸侯、小國之君」姿態蹦進中央權力核心的地方首長漸增。中共十四屆四中全會中，身為農業第一大省的山東省委書記姜春雲、工業與金融重鎮的上海市委書記吳邦國，以及率經改風氣之先的廣東省委書記謝非，同時獲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意味地方聲音從此將直接向全國最高權力機構表達。而過去號稱代表黨國整體利益的中共最高領導人，也逐漸成為各利益集團的協調人。
權力結構牽繫資源分配，資源配置的差異上而帶動區域整合，下而裁決個人財富的多寡及命運的走勢。
十六年地區推移的漸進式經改，使中國大陸逐漸解構成不同的經濟板塊。如今，珠江三角洲、渤海、黃海、東北以及大西南等區域間，亦出現互爭人才、技術，各據資財為己、封鎖產品流通的勢頭，顯示計畫體制下盲目的平等意識，已在互動後的資源重分配中消減。
地方政府因領悟「資源具有市場價格，可以流動」，而凝結成區域板塊的利益共同體，部分手掌資源分配大權的中央、省及地方首長也同時驚覺，自己的權力具有含金量。一場由體制轉軌發動的私有化過程，在如水銀洩地般的權錢交易、貪污舞弊、官倒、官炒惡風披偃下，蒙上重重陰影。
今年上半，繼廣東省前東莞市市委書記歐陽德涉嫌受賄後，天子腳下北京市前市長陳希同與副市長亦涉經濟犯罪的醜聞，令聞者莫不心寒。雖值柳絮飛舞的初夏，京城的氣氛卻恍若嚴冬。
「尋租活動」盛行
由沿海到內陸、由邊陣到中央，一樁樁曝了光的權錢交易，使社會拉彈「不公平」、「不正義」的琴絃繃到最緊點。一九九五，中國大陸的子民正徘徊在「要不要再深化政革」、「該不該驅回原路」的十字路口。
最大的疑難起自，商品經濟打破社會以往齊頭式的平等，強暴拉大了人與人間的貧富差距；而在分食國有資產大餅的過程中，特權橫行，安分守己沒活路，不僅造成「工不如商」、「商不如炒」的歪風，更使老一輩人憂懼，舊社會的黑暗捲土重來。
不爭的事實是，近年來，當大陸尚有數千萬城市人口處於貧困狀態，當一億農民必須流入城市謀生時，每年卻有足以興建三個三峽水電站(一千二百億人民幣)的公款，被國家幹部吃喝玩樂揮霍掉。據中共工人日報報導，利用特權在市場「炒」入私囊的金額，每年高達數千億人民幣。經濟學家估計，每天有一至二億公共資產流失後，被畫入私有領域。
一位曾任記者的某律師事務所律師黎野嚴詞批評，中國大陸這一波為發展總體經濟而造就的資產重分配，可說是人類歷史中「隱藏最多黑幕與骯髒交易的進程」。率先提出「反腐敗建議冉」的學者包遵信和王若水也告訴人民代表大會，權錢交易是「現行政治權力得不到制約和監督的制度性腐敗」，如果不從制度上改革，「即使送九十九個腐敗分子進棺材，還會生出九萬九千個」。
然而，改革開放為何給政治權力留下不被制約的空間？
十六歲、仍在發育階段的新「新中國」，因成長過速，體制的跟進緩不濟急。當集體、私營、鄉鎮企業發展得如火如荼，國有部分(包括國營企業、國家定價及金融)因牽連過廣，始終遲遲未動。體制內外有別的雙軌政策，巧遇手掌各項大權的中央及地方幹部、首長，再經「誰發財、誰光榮」的共識催化，很快地就培養出一片貪贓枉法、投機倒把的沃土。
這種腐化的土壤在其他成長快遠的發展中國家也數見不鮮，西方政治經濟學中的「尋租」理論，恰能深入詮釋其中緣由。因提出此一理論獲一九八六年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布坎南，把由政策干預或行政管制市場競爭所產生的差價收入，界定為「租金」；而一切利用權力大發橫財的行為，都屬於「尋租活動」。
由計畫經濟向商品經濟轉軌，貨品從國家定價改為市場機制是重要一環；但直至九０年代初，大陸物流中仍有百分之三十是國家定價。再加上地方首長直接掌管企業後，不肯將產品自銷權交給企業本身，反而設藩割據市場、占有資源，更使雙軌的價差分外突出。
人人惟恐「錯失良機」
據「經濟學人」周刊統計，一九八一至八八年大陸的雙軌價差數以千億計，規模大到國民生產總值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的驚人程度。正如一位西方駐北京外交官的觀察，「肉腥味濃的地方一定有蒼蠅」，只要誰能搶進這個雙軌市場，誰就獲得了追逐差價的特權。
而一旦體制內的平價物資想方設法流向體制外的市場，各種批條子、批物資、批批件的權力，便同時有了可以計算的價格。尤其是當政府主動號召手握重權的黨、政、軍、警、法各機構興辦第三產業，在「裁判員都已下場踢球」的示範下，以權經商的風氣益顯猖獗。
因此，當九二年春鄧小平發表南巡談話，鼓勵企業「膽子要再大一點、步子要再快一點」後，「尋租」現象便在加溫的經商熱中再度發燒。眾所周知，在炒土地最盛的北海、海口，大半個月就能造就一個千萬富翁；根據調查，一九九三年在深圳建立企業登記與拿執照的環節，比一九八三年還要多，因為每一個相關的環節都想加進一個圖章，以便從中「尋租」。
買贖權力相習成風，手中有權的人惟恐「現在不用，過期作廢」，比比想方設法納公眾資源為私人財富。而在攀比心理帶動下，民間從商的熱潮迭起；眼見無此背景的知識分子也懵懂跳進經商大海，社會學家鄭也夫曾以反諷的筆調寫成「遲到的分餅人」一文，歎息他們「錯失良機」。
「最好的賺錢機會已經沒有了；最有錢的是那一批人，也已經分配完了。」他聳肩說道。
知情者指出，真正能進人中國大陸最高利益共生集團的成員相當有限，他們大多是社會金字塔尖端的人物 留過洋、擁有私營公司或任職國營企業的高幹子弟(俗稱太子黨)，或中央、省及地方的首長。太子黨憑後台硬而「吃老子、賣老子」，首長們則藉手握紅頭文件(徵地、貸款、投資立項的批文)尋租。兩者的共通點是，「要什麼有什麼，想做什麼做什麼，幾乎沒有說出來辦不了的事」。
而靠特權暴發的人出入開進口轎車、買鄉間別墅、送子女進價昂私校、生病進頭等診所、用健身俱樂部、到高檔精品商場購名牌衣物，甚至在國外置產，更強化社會大眾的相對剝奪感。
「如果一九四九年是「剝奪者被剝奪了」，現在就是「生產者被剝奪了」。」一位記者忿忿指出。
因特權橫行導致的個人貧富日益懸殊，同時被解讀為主義的異化。
儘管總設計師鄧小平一再把改革開放的目標遙指向「建設具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改多年後，許多人所心感身受的毋寧是根深柢固的封建主義、羞答答的資本主義，和糊里糊塗了的社會主義。
經濟巨龍何去何從？
在高樓舞榭林立的深圳特區，一位來自內地的中共退役將領睹景痛哭「一覺回到解放前」；「我打了一輩子仗，九死一生，就是為了社會主義。我知道杜會主義這面大旗上只寫兩行大字：公有制、共同富裕。」
寫作「第三隻眼睛看中國」、現任長城文化研究所所長的王山因此研判，改革開放引發的化公為私洪流，已把原本站在同一線的大陸人民分化成利益對立的兩個階級，一邊是代表國家掌握資源的幹部層，另一邊則是為數眾多的工農勞動者；因為農民缺乏積極性、工人日益貧困化，社會的主要階層要求後退，真正支持繼續改革的力量，已經相當薄弱。「社會不只是少數人的游泳池，更是所有成員的家。」坐在北京郊區自設的寫字間裡，王山吐著煙圈意味深長地說。
民間對改革的遲疑，逐漸轉化為一股懷舊風，具體表現在再度懸佩毛像的「毛澤東熱」上。去年底，紐約時報曾報導一位掛毛像的重慶計程車司機。「那時沒有貪官污吏，比現在好。」他娓娓投訴：「租車公司憑認識交通隊、工商局、銀行的關係，坐抽佣金，把我們當牛馬使，我一看到這批地痞流氓和貪官污吏，火就不打一處起。如果毛主席在，能容嗎？」
懷舊風吹到文化界，演成西方文明與東方哲思的拔河。曾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儒教、老莊與墨子學說，因人心徬徨、價值錯亂而抬頭重生。隱隱傳達的訊息，是有識之士對社會講禮守分、胸懷寬廣、相愛互利的嚮往與追求。
然而，一個不公平、不正義的貪婪社會，難道真是商品經濟市場化的必然產物？
冷靜透視經改的經濟學家深不以為然。「更堅決而快速的改革，是中國唯一的出路。」改革月刊的主編吳敬璉字字鏗鏘地指明。
這位任職國務院經濟發展中心的經濟學者，以知識分子的朗朗骨風率宜評斷，雖然經改列車漸朝市場機制推進，但因計畫與商品經濟始終同台並軌，使得「看得見的腳」踩住了「看不見的手」，中國大陸離一個公平競爭的市場，仍然長路迢迢。
而體制內國有部門改革的遲滯，不僅使國營企業失血日甚，無法創造足夠就業崗位吸收農村為數近億的剩餘勞動力、威脅政經情勢穩定，更讓國家需靠大量投入增長產出，社會頻遭通貨膨脹高壓。體制不配套的效應，顯然正奔流四竄。
為了保住改革的成果，經濟過熱時，鄧小平曾喊出「穩定壓倒一切」的口號。然而，在國際競賽中「落後了就要挨打」，近年來，大陸民間頻繁地秘密召開「展望鄧後中國」研討會，會中無不以穩住改革的勢頭為最深期許。
往前看，宣稱完成「平穩接班」的第三代領導梯隊所要面對的，尚不僅是如何駕駛經改列車平穩前進的單向挑戰。改革開放解構出的地方新格局、民間社會力，在在牽動中國大陸未來的走勢。
而新「新中國」能否走出世紀迷惘，發育成一條經濟巨龍？這個問題，需要十二億人民一起來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