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代台灣人的命運：蓄著髮辮的曾祖父，在磋歎大清無情無義拋棄台灣後，倉皇抓起長銃打日本人；母語日文的祖父，臨終前還想去內地參拜天皇、看富士山；當受國民政府灌輸抗日意識的父親，還在困惑自己定位時，卻又被兒子用英文批評保守落伍。
一家四代，四張弔詭的身分證，隨時換主人的孤島性格隱然浮現。從大清子民、日本人、中國人到台灣人，如果活在同一個時空，父子可能就是持槍相對的敵人。
曾經有過那麼多張護照，哪一張才是真正的台灣人？台灣人又是什麼？
是「亞細亞的孤兒」中認同幻滅，傍徨無依看不到自己將來的胡太明；是「台北人」裡活在過去繁華夢中注定要死亡的尹雪艷；是「嫁粧一牛車」裡為生存委屈卑微的牛車伕萬發；是「悲情城市」裡又聾又啞不知自己悲哀命運的林煥清。
二十世紀初愛爾蘭小說家喬艾斯用麻木、死亡象徵在世紀轉換間的都柏林人；如果文學是真實人生的再現，那麼過去百年間，台灣文學家筆下的台灣人，不是發瘋、自我放逐，就是死亡。
或許有人會無奈地歸咎，是阿波羅神殿裡的神諭注定，讓台灣人變成胡太明、變成尹雪艷。無庸置疑地，一個族群的性格深受其歷史命運與地理環境的左右，台灣海島四百年內移民來來往往、政權進進出出的特殊變遷，形塑出今日台灣族群的集體面貌。
移民與流民
根據台灣史學者尹章義調查，台灣族群有「移民與流民」的雙重性格。如果把人比做樹，這種雙面性格，就構城早期台灣族群個性發展的根。
四百年前，富開拓精神的唐山出外人，陸續冒險渡大海入荒瞰，赤手來台開天闢地。撰寫「台灣人論」的資深記者徐宗懋特別點出，渡海移民心腸一定要狠，有極端個人主義；要成功在台開創一片家業，移民靠的是機會與絕對的自私。
來台的閩粵先祖多是單打獨鬥渡黑水溝，不是舉族遷徙，而是求個人生存，早期台灣移民多會有濃厚的利己主義。台灣俚語「放尿攪沙不作堆」、「日頭赤炎炎，隨人顧性命」，具體勾勒出台灣人自私個人的一面。
台灣移民性格也有機會主義的傾向。只要發現新生機，可以冒著十人中「六死三留一回頭」的風險，離鄉背井開墾新天地。研究台灣開發史的史學家林再復在「閩南人」一書中分析閩南移民：「捨祖宗之丘墓、族黨之團圓，竄處於天盡海飛之地。」有冒險精神及唯利是趨的重商性格。
除移墾之外，台灣族群歷史兼有不斷移出的特質。一出一人，鄉土如同客棧，長留台灣的觀念就較難成形。中研院民族所研究員胡台麗在台灣鄉間做田野調查時觀察，台灣人很容易適應新環境，不會緊抓舊觀念不放，相對地對土地依戀也不深。她舉證，近年因徵收上地引起的抗爭運動，台灣人爭的是更高的補償價格，並不是對土地情感。
另一隻捏塑早期台灣人性格的巨手，是羅漢腳強悍不羈的流民個性。
史料記載的台灣族群，是一群有強烈反抗傳統的流民，清朝台灣島「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亂」，說明流民難管束的強悍特質。多次抗清運動都由流民發起、參與，當時台灣也是結黨結社最密集的地區。台灣巡撫劉銘傳主政期間就形容台人「民風強悍，一言不合，拔刃相仇」。
據統計，台人在清朝統治二一二年間起義達一一六次之多，幾乎每一年半就發生一次全島性大規模反抗統治者運動。日據五十年，本島人抗日活動更趨激烈，共犧牲六十五萬人；國民政府統治期間，台人抗爭的活動也不稍歇，台灣人的「硬氣」表露無遺。
海洋性格
地理環境也是性格成型不可或缺的影響因子。海島地理特色在歲月流轉中，蝕人台灣族群性格中。台大歷史系教授李永熾從環境影響人格觀點分析，台灣人具有海洋性格－－急躁、衝闖力大、具攻擊性，喜歡自己做老闆，善於對外貿易。台灣商人「走到哪兒訂單就到哪兒」的經濟滲透力，就是海洋性格的最佳注腳。作家小野就用「廣鹽性、廣溫性生物」來比喻台灣人的海洋性格。
「獨立台灣會」創辦人史明也從地理因素解構台灣人性格，他指出台灣的海洋風土性格具有容納性與忍受性，養成台灣人「不寬闊不大方，同時帶有濃厚的順從性，但有時又會突然猛烈地反抗一番，然後又是氣短地忍受下去」的特性。
在歷史與地理性格相互衝擊下，台灣人雖然有熱血沸騰的抗爭個性，反抗統治者的運動也前仆後繼，但轟轟烈烈的揭竿起義總在「不寬闊不大方的氣短」性格之下，未竟其功。
反抗「主子」的運動始終挫敗，再加上不斷被外人統治的命運，累積在族群歷史記憶中，熔鑄成哀調氤氳的台灣性格。原本樂觀爽朗的族群，被濃濃的悲劇色彩淹沒，「悲情的台灣人」漸成為族群認同的共感。
台大歷史系副教授吳密察從歷史性格思索，台灣長久以來被統治者當作邊陲，養成舊台灣人的「媳婦仔款」(媳婦樣)，不能當家作主，習慣被管束，委屈求全，自我性格被壓縮。
「台灣人菰菜命」，不能自我掌握命運、無所逃於歷史宿命的悲情意識，表現在民間文化都是「哭調仔」的哀淒風格。
文化觀察家研究，台語歌那種江湖土氓味、浪漫悲戚之情，其實背後悸動的是整個族群悲哀的命運交響曲。
基督書院執教音樂美學的作曲家歐秀雄剖析，台語歌謠透散的都是被人拋棄、流浪的味道，充分表露台灣人對命運的莫可奈何。旅日台獨理論家黃文雄則研究，台語歌「雨夜花」呈現出台灣人三種精神現象－－自憐、隸屬、絕望的心情。日據時代畫家劉錦堂的「台灣遺民圖」、「棄民圖」畫的也是孤影哀憐的台灣人。
惶懼孤兒心
如果有一種身分可以烘托過去台灣人的悲情色調，或許就是作家吳濁流比喻的孤兒吧。四百年歷史規律，都是外來勢力替台灣人決定要拿哪一張身分證，台灣人在潛意識裡存有孤兒隨時被委棄的不安惶懼。從清廷割台一直到中美斷交盛行的牙刷主義，在在體現孤兒恐懼被棄的潛在憂鬱。
戒慎戒懼的孤兒心態，無疑是台灣人殖民性格的投射。
被統治的冗長歷史，形成台灣族群殖民地偏狹卑微的性格。日據時代作家吳濁流以「殖民地型性格」歸納台灣人是：「始終只是個中間分子，不偏不倚地隱藏在灰色裡，充滿不平不滿，卻不能從牢騷感情脫出一步。」
一位文化學者冷靜地檢視，舊台灣人濃得化不開的日本情結，新一代台灣人凡事以美國為依歸的崇拜，除了海島地理易受外力沖刷之外，反映的還是台灣人缺少自信、依賴外人價值觀做準繩，都是「殖民地弱小民族的自卑心作祟」。
當殖民命運主題一再重複，台灣人驀然發現自已原來是亞細亞孤兒，死生由人不由己，苦難意識就愈益彰顯。在「悲情城市」裡一句對話：本島人「眾人吃，眾人騎，沒人疼」，道盡台灣孤兒自卑自憐的苦難辛酸。
作家李喬在「台灣人的醜陋面」書中解剖台灣人性格時提出，孤兒心態的變貌就是台灣人的「認罪意識」。他在研究台灣歷史中體會，台灣人把全部心力都投人在說服自己去認「上官加之」的罪，台灣人是「既卑微又莫名所以，既茫然又認命」。
首任台灣同鄉會副會長的黃文雄進一步補充，由於不斷被外人統治，養成台灣人「被虐」的意識宿命觀。台灣人自稱是台灣牛，用任人宰割的牛作為認同的象徵符號，「牛的意識是形成台灣人共同意識的原點。」黃文雄在「台灣人的價值觀」中寫道。
「台灣人努力像牛，乖像羊，憨像豬。」精研台灣史的民間學者莊永明用三種動物形容台灣孤兒殖民性格的小家子氣，缺乏獨立自主的宏觀視野。
沒落貴族的游離順應
苦難的孤兒命運逐漸成為台灣族群認同的暗碼。早期反對黨訴諸社會大眾的牢獄情結、受難意識，無疑傳承了舊台灣人因歷史命運形成的受害記憶。
一些台灣人則企圖提出「台灣人原罪」的觀點，紓解孤兒心中鬱積的塊壘。一位外省籍政治學者不諱言，正因為台灣人有原罪感，造成在過去台灣人與統治勢力的抗爭衝突中(如二二八事件、美麗島事件)，首先表示要嚴懲「叛亂暴徒」的反而都是台灣人。
擔心被委棄之餘，孤兒心態還懷有被出賣的恐懼。深入閩南追溯台灣人性格源頭的徐宗懋研究，閩南是歷代沒落貴族隱姓埋名、忍辱偷生的根據地，祖先來自閩南的台灣人因此也有沒落貴族的氣息，失敗意識、恐懼被出賣情緒銘心刻骨，所以在台灣，台奸、三腳仔、報馬仔、裏切者等形容出賣者的名詞特別多。
苦難久了，台灣人不願再「吻火」，逐漸隱藏強悍反抗的本我，與統治者妥協的順民性格於焉浮現，「依父也食，依母也食」的消極順應，貫穿改朝易幟頻仍的台灣。
史學家分析，在被外力統治的三百年中，大多數台灣人多奉行納稅完糧、帝力於我何有哉的「順民」哲學。台灣長老教會高俊明牧師即表示，因受外來政權殖民統治，塑造出台灣人只圖私利的功利性格，有些台灣人甚至會不惜出賣親人、打小報告，滿足利益需求。
「西瓜偎大邊」的游離性格，就是台灣順民所延伸的處世理念。日據時代的皇民家族，一夕間換下和服，變成國民政府的忠臣，靠依附統治者維持既有利益，一些大家族甚至被指責為帶領外來政權清算「台灣義民」的「奸民」。
務實的商人
順民性格使得台灣人對政治諱莫如深，缺少反抗不公不義的道德勇氣。致力寫作台語藝術歌曲的歐秀雄感歎，台灣人的悲哀是漠不關心、沒有骨氣。正因政治性格的柔順，台灣人只有傾全心投注於獲取更多經濟利益。壓不扁的玫瑰精神，最後還得讓路給現實的「商人務實」性格。
縱觀台灣人四百年庶民性格，持續最久的顯性個性，大概就是這種實際的商人性格。
十七世紀的台灣，是歐洲海上強權眼中的貿易鑽石，已粗具初期資本主義的雛型。而台灣開台祖屬於社會經濟型移民，在開墾之初，台人就有極強的重商主義傾向，在反抗、悲情之外，台灣族群性格中也遺傳了重利現實的商人氣質。另一方面，歷來統治者多半持「政治高壓、經濟放鬆」的重商政策，使得務實性格在台灣族群中一枝獨秀。
「一切為生存」無疑是台灣商人性格的展現。日治時代台灣總督後藤新平形容台灣人「怕死、愛錢、愛面子」，只要施以小利，滿足台灣人的自尊心，就很容易統治。七十幾歲的史明也痛陳「台灣人軟腳蝦又沒膽」，最關切的是生存，只顧賺錢，不管命運由誰統治。
「做朋友要和民進黨做，賺錢要賺國民黨的錢。」一位電子業企業負責人一句話道出台灣人左手推拒統治者、右手又從統治者口袋掏錢的「務實」性。
走出殖民陰影
對於舊一代台灣人，不管務實或反抗，性格底層還是脫不了夙昔歷史所帶來的悲哀或認命。
在讀完李登輝總統「生為台灣人的悲哀」談話後，一位台籍文藝前輩激動不已：「終於講出台灣人內心最深刻的痛苦。」他感傷地說，台灣人真苦命，雖然富有了，但最大的悲哀就是不能公開說出自己的悲哀。
然而，悲情歷史終究要滔滔橫過。
或許是命運之神終於睜開眼睛，對悲情島嶼微微一笑，新一代台灣人已有自覺地要從邊陲命運的自卑中出走。對於「詩一樣朦朧」的台灣人意識，漸能清晰掌握，「認同土地、命運共同」的新台灣人口號於是被大聲喊出來。
「新台灣人就是能夠理直氣壯地說「我是台灣人」。」致力解答台灣人身分認同疑惑的劇作家吳念真抽著菸說。
從清朝唐山移民以地緣情感結合而不斷產生的漳泉、閩客分類械鬥，到日據時代閩客一律被視為「本島人」，台灣人同命一體的自覺意識逐漸成型。伴隨經濟強勢的自信，新台灣人開始要找一條出路，打開孤兒的生存空間。
對於從小就中國史地倒背如流、而本土知識卻嫌貧乏的戰後一代，經過十幾年本土化的洗禮，心中一點一滴堆砌出做新台灣人的尊嚴。各種扎根本土的創作－－雲門、原住民的原舞者，都致力重新回歸土地，打造新台灣人自信城堡。
台灣意識逐漸深耕入地，新台灣人標榜要走出殖民歷史的陰影、當家作主、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台大教授李永熾觀察，新台灣人這種想當家作主的心，就表現在台灣人的「李登輝情結」上，把一腔希望移情到第一位台灣人總統身上。
然而，如果死生由人不由己是舊台灣人的悲哀，新台灣人會有的悲哀又是什麼？反射性的答案：「還是認同困惑。」
一位台灣意識強烈的外省籍知識分子茫然地說，新台灣人有強烈的失落感，因為做一個人必須去思考自己的前途定位，但在認同混亂的台灣又看不到出路，不知道根在何處，「很苦悶」。
而有「浪跡天涯」苦悶心情的外省第二代，在歷史價值觀大翻轉時，陷溺在認同兩難的困惑中，也免不了有悲情原色。但有愈來愈多外省第二代自許，不分省籍、族群都應該回歸台灣土地，自覺做新台灣人，「我不是外省第二代，是台灣人第一代。」一位外省籍學術界人士十分堅定地說。
揚棄島性、擴張海洋性
新台灣人繼承了舊台灣人冒險衝闖、個人主義的商人性格，卻淡化血液中濃濃的內向悲情，不甘再受歷史宿命擺布。這一代台語歌唱的是「愛拚才會贏」「向前行」，已經濾淨過去流浪遺棄的悲情。
外省籍的新光企業總經理胡僑榮則正面肯定，為了要回饋土地，新台灣人必須揚棄過去內向悲哀的島嶼性格，以外向擴張的海洋性格，到世界去開展台灣人的空間。
省籍意識淡薄、命運自主的新台灣人，較舊台灣人具更廣的國際視野。一位在南非投資的年輕台商就自信滿滿地說，身為新台灣人已經不該消極悲哀，而是要積極打拚，回饋舊台灣人為新台灣人背負的悲哀。
正如新聞工作者徐宗懋觀察，重商傾向使得台灣人在經濟上有傑出成就，能擺脫悲情歷史的束縛，較不拘泥於形而上的意識型態或認同衝突，有很強的現實感。
「新台灣人是務實者。」徐宗懋歸結，當在危急時刻，台灣人的商人性格就會膨脹，凌駕對民族土地的情感。
一位企業界人士贊同，是台灣人的商人性格，以及「不睬政治只重經濟」的順民性格，塑造台灣人厚實的經濟臂膀，讓台灣從被統治殖民的自卑中走出。台灣商人用攻擊性強的商人性格，解除國際孤兒宿命的詛咒，台灣人不需要再「望春風」。
坐過牢、得過癌症、自稱走過各種苦難的立委呂秀蓮則體悟，新台灣人早該走出悲情意識，把過去受苦難的經驗，變成受惠的資產，她強調，台灣應結束國際孤兒的命運，成為國際寵兒，而高呼「可憐台灣人」的反對黨也不該一味沈醉在浪漫的牢獄情結。
「新台灣人沒什麼好自卑自怨自艾的。」舉行一系列「我愛台灣」活動的呂秀蓮肯定。
當然，在抗衡統治者時，台灣人的悲情命運還是反對者有利的政治訴求。但政治牢坐最久的民進黨主席施明德卻深思，苦難命運並不如想像中難以承受，最大的挑戰反而是如何在悲情後，走出苦難光環的誘惑，台灣人可能因過去歷史的苦難命運而過分自我膨脹。
有人說，台灣人的心靈歷程是棄嬰、孤兒、光桿、闊佬四階段。這四種身分揭示台灣人百年孤寂的命運，在自信的闊佬裝扮下，「台灣人還是隱藏有被吞併的恐懼意識。」一位政治學者點破台灣人「經濟老大，政治老二」的內在憂慮。
追尋永久歸屬
對務實者新台灣人也不一定一派樂觀。「新台灣人太現實了，不知道他要追求什麼，一切向錢看。」一位老台灣人感歎，新台灣人缺乏理想性，怕會「死在太現實」，阻礙台灣人脫離百年背負的「奴隸命運」。
「新台灣人是不懂得悲哀的，」流亡海外多年的老台獨辜寬敏眉宇間流露孤獨神色，他察覺到，新台灣人追求的只是眼前利，不睬理想，「誰會去在意台灣人過去被殖民的悲哀？」
在研究世界島嶼社會的演變後，人類學者胡台麗體會，台灣人在社會變遷中尋求有利點，不是問失去什麼，而是問得到什麼。只要對現實生活有利，新台灣人不在乎失落的鄉土情感。「這幾年台灣人非常機會主義。」胡台麗深有所感地說。
當朝野各黨紛紛擎舉新台灣人的政治圖騰時，民間史學家莊永明卻批評，現在並沒有新台灣人出現，只有「務現實不務實在」的台灣新人。他嘉許一九二０年代蔣渭水等台灣知識分子，用世界視野看台灣，有弱小民族的自覺，從文化上改造台灣人，才是新台灣人該有的胸襟。
本土意識強烈的人也憂心忡忡，新台灣人的危機是台灣意識的根畢竟還很淺，聲稱認同台灣的新台灣人，很可能是認同台灣的商機或是利益，而不是苦難大地。只要有更好的利益，「台灣人的投機性格隨時可以再出賣台灣」，一位社會運動者悲憤不已，目前台灣人企圖以資本帝國主義重建自信，但商人「從來沒有根，何須留台灣」的無祖國心態，將會折損新台灣人的氣節。
舊台灣人更殷殷期盼，新台灣人不能像一塊肥皂，任人搓弄，雖然搓揉出絢麗的泡沫，但最後卻終歸於無形。
「我要重建一個故鄉，不要一個夢。」電影「多桑」導演吳念真表示，新台灣人要追尋的應該是一張感情可以永久歸屬的身分證，而不是做逐利而生的遊牧民族。
族群共感因共同歷史記憶凝塑，有著相同的歷史記憶，不管是閩、客、外省、原住民，都承擔台灣過去命運的悲喜。新台灣人要瞭解歷史，但不被過去的苦難羈絆。文藝創作者李魁賢肯定，只要本身自主性確立，台灣族群不需要有特別的驕傲或悲哀。
偶然地，新台灣人又來到黃春明「看海的日子」的海邊。白梅經過人生苦難，被人鄙視遺棄，最後回歸土地，重新生活，洗去舊日卑微屈辱，找到自己的希望與驕傲。
「不，我不相信我這樣的母親，這孩子將來就沒有希望。」
撫過歷史刻鑿的深沈痕跡，自信自覺的新台灣人早該告別悲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