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樹春風有兩般，南枝向暖北枝寒；現前一段西來意，一片西飛一片東。」
這是蘇東坡與秦少游爭論「蝨子是什麼做的？」的公案時，佛印禪師為他兩人下評話所吟的詩偈。多年來，我一百朗朗上口，對於其中「皆大歡喜」的意境心儀不已。直至數年前，在吟誦涵詠之際，才驀然覺醒：這不正是我向來做人處事所抱持的原則嗎？
回想起來，早在三歲那年，我就具有「皆大歡喜」的性格。那時家境不好，一片供過佛祖的糕餅、一塊路上揀來的奇石，我都如獲至寶般，與玩伴們共同分享。每逢年節，我拿不動家裡的糖果罐，往往使盡力氣，把它拖到庭院裡，邀請左鄰右舍的小朋友一起過來吃糖，街坊鄰居都取笑母親養了一個傻兒子。
十二歲時，我入寺出家，雖然過著和世俗迥然不同的生活，但是我待人處事「皆大歡喜」的原則，未普稍改。後來，我沈潛佛法日久，慧解與實踐相互印證，漸漸體悟到佛教教義中的慈悲喜捨、愛語利行，正是要眾生「皆大歡喜」，於是我更加信受奉行，始終不渝。
不分省籍共享法喜
一九四九年，山河岌岌可危，我來到台灣，初時在寺院裡從事雜役，每於工作之餘，閱藏撰文，後來發現不為寺眾所認同，為了讓大家「皆大歡喜」，我白天付出全部的勞力、勤苦工作，晚上才集中精神、挑燈夜讀。平日我隨眾學習客家語言，和大家打成一片，到了住持長老開示時，我為他即席翻譯，使當地各省籍人士都能共享法喜。一年下來，贏得了大家的尊重。
一九五二年，我應邀來到宜蘭弘法，以現代化的布教方式，吸引了一批青年來寺學佛共修，他們的活潑好動，不能為老一輩較為保守的寺眾所能見容，於是我時時居中協調，讓老少都能「皆大歡喜」。
及至來到高雄，建設壽山寺，開創佛光山以後，雖然追隨我的徒眾日益增多，「皆大歡喜」依然是我待人處世的圭臬。
為了四處弘法的方便起見，十餘年前，徒眾建議我以車代步，在購買時，我總是在經濟範圍許可下，儘量選擇容量較大的。近年，在舊車淘汰換新時，我乾脆買了一部九人座的「載卡多」，希望給予更多人歡喜與便利。
早年在北部宜蘭布教時，南部的信徒請我前往說法，雖然路途遙遠，為了讓信徒們都能「皆大歡喜」，我不憚舟車勞頓，來往於南北之間。後來，在高雄開闢佛光山後，又應北部信徒的請求，在當地建立別分院。
有一天，曾經幫我設計殿堂，籍屬客家的工程師謝潤德居士向我抗議：「您為什麼只在閩南人的地方建寺，而沒有在客家人的地方建寺呢？」我聽了以後，非常感動，因此就在桃園、新竹、苗栗、頭份等地陸續設立道場。
不多時，東部的信徒也頻頻邀請我們前往建寺，屏東、潮州、花蓮、台東等地的講堂又於焉興建。當別分院在台灣各地一一成立時，海外僑民又一再陳情，希望我們能解除其精神上的需求，就這樣，在「皆大歡喜」的理念之下，「無心插柳柳成蔭」，佛光山的標幟竟然在全球豎立起來。
外界人士經常好奇地問我：「在海內外普建道場，是很花錢的事吧？」的確，我們在硬體建設上需款甚巨，但是更多的經費是應當地信眾的請求，就地籌措而為，為的也是希望滿其所願，讓各地的信徒都能「皆大歡喜」。
如果不算以百萬計的在家信徒，我的出家弟子已逾千人，入室不退轉的在家弟子也千人，包括老、中、青、少，來自社會不同階層，各人脾氣性向不一，工作立場也互有差別，融和之道無他，盡在今其「皆大歡喜」而已矣！
全山徒眾同感悅樂
對於弟子們已經作好的決定，我即使不覺滿意，也不輕易說出一句否定的話。一旦他們出了紕漏，我不但不嚴辭責備，反而體念他們心中的焦急，給予他種種指導，徒眾和我應對，言語上偶有不當，我也不太計較他們的無心之過，頂多以幽默的口吻反嘲一記，在不傷感情之下，讓他們自己省悟。
如此一來，不知杜絕了多少意見紛爭，無形中也帶動了全山徒眾「以和為貴」的風氣。開山近三十年來，不曾有過什麼糾紛，自忖與我「皆大歡喜」的性格應該很有關係。
我不但費心促使全山的徒眾「皆大歡喜」，也盡力讓山下村莊居民同感悅樂。多年來，我出資鋪路修橋，爭取裝設自動電話、設法接通自來水管、製造就業機會、設立普門中學、普門幼稚園、星期學校、民眾補習班，讓莘莘學子可以讀書進修，每逢年節，我邀請附近村民來山同樂，摸彩抽獎，給予紅包；尋常時日，我也責成有關單位，義診施棺，冬令救濟，尋訪疾苦，總希望做到「皆大歡喜」。
十多年前，我曾建議政府有關單位，為「二二八」事件的死難同胞予以平反。直至一九九一年，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成立不久，在因緣具足的情況下，我們首先舉辦「佛力平正二二八死難同胞慰靈法會」，希望朝野人士都能「皆大歡喜」。
今年三月份的「台北七號公園觀音事件」轟動了整個台灣，當事人各執其理，僵持不下，頗有一觸即發之勢。為了恐怕事態嚴重，危及社會安寧，我秉持著「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之心，與昭慧法師、林正杰居士等佛教界人士晤談，同時也拜訪市長黃大洲先生與基督教靈糧堂的林治平先生，大家溝通協調，終獲圓滿解決。
記得一九七八高雄市長王玉雲先生和省議員趙繡娃女士的爭議，訴之於法庭、爭持不下，整個社會為之嘩然，有關人士希望我出面調解，幾經協商，當雙方「皆大歡喜」地在佛光山上簽下和解書時，我終於放下心中的石塊。
未能全滿所願
多年前，台灣解除戒嚴以後，勞資衝突時有所見。有一天，我召集全山約六百名員工開會，詢問他們是否需要示威運行、搖旗吶喊、要求加薪？生活上有沒有什麼困難？不意大家竟一致說道：「我們不要錢，我們在佛光山有信仰，有歡喜，沒有什麼比這個更可貴的了！」我不禁在內心讚歎：誠哉斯言矣！
無奈我雖有「皆大歡喜」之心，然而事事不能盡如人意。佛光精舍、仁愛之家的老人口味鹹淡不一；經常要求出家的男女青年，未能全滿其願，要求短期出家修道的人過多，未能全部錄取。另外，這個世間上更多無理的要求，我無法全部滿足所求，也自感慚愧不安。
另外，看看台灣現局，當各種選舉的結果宣布，各級學校的聯招放榜時，可說是幾家歡喜幾家愁，各級政府所提的社福措施、組織行號實行的獎勵制度，其良窳優劣也是人言人殊、眾說紛紜。
過去，有人曾說：「民主與科學是促進社會進步的兩大因素。」然而即使民主發達了，科學也進步了，如果不能使人民感到幸福歡喜，還是不能長治久安。近來，追求兩岸統一成為熱門的話題，但是假使兩岸真的統一起來，卻不能令雙方「皆大歡喜」，也沒有意義可言。
所以，人類要達到真正的和平幸福，必須要讓大家「皆大歡喜」，而要求事事「皆大歡喜」，則有賴當事者抱持「皆大歡喜」的誠意，多方溝通、費心協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