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近來政治話題的中心，自然是憲政改革。而所謂憲政改革的內容，大致不外是國會與總統的選舉、中央地方權力的重畫等等體制或制度本身的問題。這些問題的重要性，無人會否認或懷疑。然而，除此以外，就台灣政治改革的前途說，尚有一些被人忽視或視為次要的問題，事實上卻所關重大，而且甚至可說對台灣政治改革的成敗有決定性作用。
第一個要談的問題，即是社會自律性及法治意識的培養。最近台灣社會有許多實例，使人在這一方面特別感到憂慮。
即如：新年假期後發生的三個青年不接受警察檢查，而駕車狂衝，以致警察開槍的事件，便充足表明台灣青年竟然會對法律毫不尊重，而且自己還似乎不覺得「無照駕駛」加上撞壞別人車輛、危害警察，是一種罪行。而社會的反應卻似乎只偏重於對警察開槍的批評，將這個事件發生的責任弄得朦朧不明。這裡真有一個非常嚴重的觀念問題。
培養守法風氣
台灣由於曾多年處於專政體制之下，人民對政府本有某一程度的反感。但這種反感化為反法治的暴徒崇拜心理，卻是一種嚴重觀念病態。
我們應該明白，法治秩序與對法律的尊重，是任何政治秩序的必要條件。反對某個政府或某政黨、某官員，是一回事；尊重法律的必要性又是另一回事。對政府的不滿，可能成為要求政治進步的動力，對法律的忽視，則只會造成暴力橫行的無秩序社會。不論那一個政黨執政，不論標榜什麼「主義」，社會必須培養守法意識及風氣，否則一切改革皆屬空談。
第二是輿論或傳播機構的取向問題。坦白地講，自從一九九０年台灣出現政治風潮以後，我對台灣輿論的基本取向愈來愈覺得難以瞭解。
台灣自解嚴解禁到決定推行憲政改革，本應該已是有了客觀的確定方向。在這種除舊布新的階段，輿論自應負起責任，發揮監督與批評的力量。然而近一年來，台灣的主要報章對於政治上種種難局似乎只以爭取新聞的態度來對待它們。在論調上朝夕起伏不定。簡單說，不能使人覺得輿論界在為某個共同的長期理想而奮鬥，反而充滿投機敷衍的氣息。
現代社會中，傳播機構影響力日日增高，但如果運用失當，小則浪費了可用的力量；大則產生種種誤導的反作用。這個可憂的情況，也並不是由一紙憲政改革的計畫可以消除。無論有什麼計畫提出，其正面效果須看它在群眾中的實際效應而定，傳播機構及輿論在這一點上有不容推卸的責任。
不繞個人問題打轉
另一個問題是人治觀念的清理問題。本來人才之重要性誰也不能否認，政治上亦不例外。然而政治生活的實質正在制度上；人治觀念若暗暗流行，則所謂「政治現代化」絕難進入正軌。去年國民黨內的紛爭，所爭的似乎偏在個人權位而不在制度。今後一、二年中，台灣政治將步入一個轉型的關鍵階段。我希望朝野人士不要老在某某「情結」或誰與誰的合作及衝突等等個人問題上打轉，而將注意力轉往制度問題和政策問題。不然，未來的政治危機將會比一九九０更為繁雜而險惡。
這幾個問題的提出，都不涉及政治改革的什麼「方案」，但我相信它們的重要性，足以影響任何方案的成敗。
(勞思光為清大歷史所客座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