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數計時進入二十一世紀，因應瞬息萬變的世界，觀念與知識都在快速革新；在台灣，陪伴兒童成長的教科書卻還在慢步走。
月考前兩天，小學三年級的郭哲均正在複習社會科。「里民大會、政府補助款、配合款……」他喃喃自語，並跟家教老師抱怨，有些內容連學校老師都搞不清楚，卻叫他們「畫框框的地方要背，」他指著畫滿「重點」的課文說，「小考也是考這些。」
同年級的蔡昌峰，從五歲到三年級共讀了一百本兒童小百科課外書，他直呼學校的課本「沒趣味」，「書上的問題都笨笨呆呆的，也不會轉一轉－－答案就在課文裡，根本不必想。」
面對資訊爆炸、社會結構變遷、政治局勢開放、社會價值觀漸趨多元化等衝擊，小學教科書所反映出的教育品質，正不斷遭到學者、教師，甚至學生的質疑。
九０年代之前，世界各國對小學課程多已大幅改革，包括不再強調知識傳授、淘汰不合時宜的內容、重視兒童創造力的發展與情意的陶冶。掌管國內教科書編訂方向的教育部和國立編譯館也體認到這股潮流，前年開始逐年改編教材，但改革的腳步畢竟已慢了一大截。
孩子不能等到教科書改編完才長大，他們進入社會時已是二十一世紀，但從小接受的書本內容，「完全活在過去，不顧及明日世界的改變，沒有培養應變的能力。」師大教授陳伯璋一針見血指出。
絕對的價值觀
小學課本常被批評的，是一套絕對的、強迫照單全收的道德價值觀。
以生活與倫理課木為例，第四到第六冊，完全以各代歷史故事、偉人嘉言和毫無彈性的行為準則為範本，對於現代生活中碰到難題時，應如何因時制宜的彈性作法反倒略而不提。
這幾冊課本中，孝順的典範除了古代孝經、未經歷史考證的二十四孝，和「孝行感動了全國同胞」的蔣公父子外，看不到一些引起共鳴的親切小故事；學習「和平」，要六年級的孩子「說出蔣公對於促進世界大同的指示」，並檢討「我堅決維護人權，反對中共奴役人民的暴政嗎？」
「有些編輯委員真的以為，讀了這些內容就會有道德產生。」參與改編工作的省立台北師範學院歐用生教授搖頭說，「一切都替小孩決定了答案，不給他思考、批判的空間，那裡能發展出自己的判斷力和價值觀？」
任教吉林國小近二十年的盧錦枝則感歎，考生活與倫理時，全班幾乎都滿分，但「圈完工答案，一切壞習慣還是照常。」
「因為他們按照大人的期望給「你要的」答案，但他心裡不見得這麼想。」對於課本上的故事都被某種固定的道理限制、綁死，而沒有不同角度的討論與詮釋，研究哲學教育的楊茂秀副教授深不以為然。
將傳統的價值觀原封不動灌輸給兒童，在其他科目中也頻頻出現。
五年級的孩子，已稍具社會變遷的觀念，但在社會課本上，他們讀到「中國人的家庭生活」，充斥了農業社會的模式，忽略了工業社會的大脈動：「中國人的家庭倫理是一種義務關係。」「每一個中國人，把個人看得輕，把家庭看得重。」而且「把將來的希望，寄託於兒孫後代。」「家庭破碎了，一個人的一生幸福也就毀滅了。」
再加上課文中常使用艱深的概念和名詞，兒童更不容易歸納出現代適用的原則。
只報喜不提憂
研究兒童學習心理的柯華威教授，去年對五年級學童做了一項抽樣調查，探究他們對社會科第十冊「中國人的倫理」這單元的理解程度。結果發現，受測試的學生大多只會記憶性的問題(如背出課文中對「大孝」的解釋)，而回答有關單元的中心主旨時，竟有半數以上都誤解文意，答非所問。「學生沒辦法從課文裡綜合出概念，去想想該怎麼做，以後接觸更多資訊時，還是不懂得思考。」柯華藏提出了將來的隱憂。
與時代脫節的另一個隱憂，在於強調絕對安定、和諧的社會觀；只報社會的喜、不提社會的困難。
小學生在書本上所看到的，總是社會一片「安和樂利」、「經濟發展健全」、「貧富差距不大」；美麗的風景、進步的交通和工業建設外，沒有嚴重的環境污染、沒有勞資糾紛(國語十二冊，「台灣頌」)，更沒有政治解嚴與憲政改革的挑戰(社會第八冊，「建設與統一」)。
「書本上過濾得太厲害了。」師大教授陳伯璋比喻，這好像把兒童放在倍受保護的溫室裡，「不讓他們知道有病蟲害，也產生不了抗體。」
對大陸的描述則限於政治、經濟落後的一面，而地理環境、社會現況的改變、兩岸的交流，都在政府模糊的兩岸政策下，或避而不談，或片面敘述 開放大陸探親，意義僅在於使大陸人民「瞭解、學習我們」的一切(社會第八冊)。
如此單純的觀點，在過去「日出而作，日人而息」的農業社會，或許還能鞏固既有的社會秩序，但在資訊百家爭鳴的今天，反倒傷害了教科書的公信力；「我們根本不會相信，考試照著背而已。」讀過這些教材的國二學生陸敏芳和同學異口同聲地說。
為小學生抱不平
缺乏前瞻性的課程設計，看不到未來趨勢的發展，也無法幫助兒童建立基本的應變概念。
人與自然環境的共生關係、天然資源的有限性，近二十年來已經過重新檢討、定義，但讀完課文後，硬生生的「定期檢驗汽、機車排放的廢氣；加強污水及廢水管制……」等敘述，對兒童來說，「都是死的知識，」省立國小教師研習會研究員秦葆琦，為她接觸過的許多小學生抱不平。
如果換個方式，讓兒童知道生態環境受到破壞的具體情形，瞭解「每個人多丟一個垃圾、多用了點汽油、多砍了一棵樹，會如何影響到全部的人，」柯華威教授認為，愈是生活周遭的小事，愈能啟發孩子的觀念與認識。
在社會輿論的反應下，國立編譯館對教材內容的選擇確實作了若干改進。
下學期使用的國語第四冊，已有環保生態單元 談伯勞鳥、水筆仔和「變了色的小河」。至於頗受非議的性別歧視問題，課本中的插畫逐漸讓女性走出只做家務事的刻板角色；已改編的前三冊也略作了修訂，如國語第一冊「媽媽早起做早操；爸爸早起看書報」，原為「媽媽早起忙打掃」。
對於被嘲為「已經成了歷史」的大陸地理、現況，教育部長毛高文則在立法院中表示，考慮採取「事實認定」的方式逐步修訂。
即使如此，教科書所呈現的「整體感覺還是很保守，」一些參與各科改編工作的教授、小學老師也毫不諱言，決定教科書內容的委員中，仍有許多人傾向使用舊模式。而且在改編的時間表上，檢視傳統文化、社會變遷(如「職業婦女對家庭的影響」)、建立法治社會的權利與義務觀念等內容，預計要等到民國八十二年和八十三年，才會出現在高年級的社會課本中。
將愛國意識過度凌駕於各種行為原則和價值觀之上，也是部分人士批評小學課本「還很保守」的原因之一。
小事成功也是偉大
刪改了一半課文的前三冊生活與倫理，已修正灌注式的道德教育方式，並適度呈現日常生活的對立與衝突，由學生本身體悟出價值觀念、尋找困境的解決方法。但在其他地方，某些敘述仍強烈暗示兒童，學習的最終目標在報效國家，例如參觀故宮博物院的心得是：「長大後，要忠愛國家民族……復興中華文化，尤其應當遵照先總統蔣公的遺訓……」；睦鄰的目的推衍到最後，在於「促進國家的現代化，進而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生活與倫理第六冊)。
在愛國這頂大帽子下，兒童還必須在各科中熟讀偉人、民族英雄的故事，記誦他們的功勳偉業和言論，有時讓「愛國」變成了愛領袖、愛革命。
美國社會學者威爾遜(R. Wilson)研究我國的政治社會化曾作結論指出，教科書刻意培養兒童對政治領袖的感情，以領袖為國家的具體化身，使得「台灣兒童的心目中，政治必然與蔣總統和國父有關。」十多年後的今天，威爾遜的結論仍可以在小學課本中找到例證。
「我們社會太少鼓勵做螺絲釘的人了。」陳伯璋教授認為，教科書推崇大人物的現象，反映在社會上，是多數人都忽略了「把自己分內工作看得很神聖」的重要性，而課本如果能把「小事做成功也是種偉大」的觀念深植人心，不但有助個人自我肯定，對社會也有另一番意義。
柯華藏教授則質疑，在這個比過去更尊重生命和人權的時代，「為什麼不寫寫殘障、智障兒童的故事？讓孩子從小就能發自內心去關懷人。」
地球村裡下一代
未來「地球村」即將形成，在國外，早已利用一些生活化的說明，引發兒童的好奇心，培養兒童具有世界觀的胸襟。
美國的小孩認識南北半球，知道「白色的聖誕節(因冬天下雪)對澳洲(時值夏天)而言並不適用」；加州的小學生，會學習比較境內其他民族的文化、生活。在日本，幼稚園學童透過辨識不同國旗的圖案，推衍出國家觀念，上小學後，他們進一步知道，各國的人有不同的傳統衣著(文化差異觀念)、「日本人睡覺時，有些國家的人正在工作」(時區概念)。
更重要的，是他們從這些小處出發，開始學習瞭解、關懷不同地方的人。
相較之下，國內兒童從教科書上既不瞭解自己的鄉土、不瞭解同一片土地上的其他民族(原住民等)，也不瞭解大陸，更談不上世界觀；背了一堆片面的知識，唯一的好處是「到了國中念相同的內容時，比較有印象。」一位大一學生回想這些教科書對他的意義。
預定今年頒布的課程標準，在目標上已增列國際化、資訊化、自由化(逐漸開放教科書由民間編輯)等方向；在制度上，各科編輯委員會也將聘請瞭解課程和兒童心理的專家參加，同時國立編譯館還計畫定期舉辦座談，讓社會各界一起對教科書提建言。而環保署為各年級編印環保補充教材、教育電台的生活短劇在教室中播出，對教材的多元化，多少也產生了點刺激。
面對未來的挑戰，站在使力點上的人，如果不多加把勁向前邁進，又如何期待下一代比這一代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