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上近年的說法是：做為一個中型經濟體的台灣，正墜入了「中等所得陷阱」（Middle Income Trap），所面對的正是世界經濟大勢中的「新平庸」時代（New Mediocre）。這個由IMF女總裁拉嘉德（Christine Lagarde）在今秋華府演講中提出的新名詞，是警告全球經濟動力不足，總體指標持續乏善可陳，各國要設法採取措施，改善此一低落現象，不能袖手旁觀，習以為常。此刻「新平庸」一詞，已引伸到缺乏創意，勉強「過得去」「活下來」的產品、產業、政策……。
就台灣而言，九合一選舉結束，執政黨大敗。大勝的民進黨，如果堅持過去逢馬必反、逢改必反、逢中必反，在執政黨剩下的一年半時間中，整個社會仍將共同遭殃。民進黨如果想到2016可能執政，不再全力杯葛立院有關兩岸貿易的重大法案，那麼出現轉機，將是全民之福。
（二）台灣還是大有可為
表1的資料使我們先服一帖鎮靜劑。根據《經濟學人》2015年預測，台灣經濟要竄升，此刻是缺少那股「勁道」，但也不會快速滑落，這種「不上不下」之勢，正就停頓在「新平庸」的跑道上。
表1顯示與其他三小龍比，每人所得已遠落後於新加坡與香港。唯一產生自信是因為物價相對平穩，經過購買力指數調查台灣每人平均所得近4萬4000美元，不僅超過韓國及大陸，也居然超過法國、英國、日本。
台灣的低物價水準，也使全社會付出了成本及代價；如在民意壓力下，國營事業壓低電價、油價等，形成國庫負擔及節約困難；低價格造成黑心產品之出現，危害消費者健康。民粹的立場就是物價不能漲，後果則不聞不問。
（三）民主潮流中成長下降
台灣陷入「中等所得陷阱」是指產業結構調整緩慢，科技創新及生產力提升之困難。遠在20年前，我就指出在民主浪潮中已經出現了13項值得憂慮的現象。
令人失望的是三位民選總統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的經濟表現遠遠不如威權統治的蔣經國。威權執政的19年中（1969～1988）平均經濟成長率為9％；三位民選總統的平均成長率約為5.4％。粗略地說：其間雖有全球金融危機，但民主政治的代價（trade-off）是成長率少了近四個百分點。
放眼世界，民主體制的歐美國家，多數的經濟成長率多在2％上下。台灣經濟轉型的困境來自：（1）企業家缺乏巨額投資、大量研發、長期發展的格局與策略。（2）政府的產業發展策略，宣示多於效率，又受制於經費及說服力之不足，在立法院遭遇各種杯葛。（3）全球化之下各國競爭的激烈，大陸經濟之快速竄起，兩岸關係之不確定，在在壓縮了台灣產業之擴展及轉型。
（四）民主與媒體造成的「公害」
民主政治與媒體自由是歐美國家引以自傲的二個特徵。近十年來可惜這二個珍貴資產居然變成了台灣沉重的負債。得過三次普立茲新聞獎的佛里曼在《我們曾經輝煌》一書中直指：「當政治人物與利益團體相互利用時，當媒體擴大散布社會對立時，當政府支出超過能力時，……當年輕一代失去工作認真獨立奮鬥時，這個社會的生命力與凝聚力開始渙散，然後就走下坡。」
12月6日英國首長布萊爾在《紐約時報》撰文〈民主政治是否已死？〉中也指出：政治人物討好而偏離中間力量，產生黨意大於民意；媒體為迎合偏執讀者和利益團體，立場愈來黨同伐異。社群媒體可以在短時間內匯聚民意的強烈回應，操縱決策。
前行政院長江宜樺在10月底「華人企業領袖遠見高峰會」中坦言：台灣民主的演變使有心為國做事的政務官面臨許多挫折，並期勉要有「堅持」精神。一個月後國民黨九合一選舉挫敗，江院長自己放棄「堅持」，以辭職明志，令人惋惜。剛卸任的文化部長龍應台感嘆，台灣目前的政治環境已經惡劣到難以留住一流人才為政府做事。
（五）「四步」救台灣
在民粹的風浪中，台灣的政黨已變成「惡鬥」，媒體已變成「惡報」，誰也沒有特效藥來對付這「雙惡」。我只盼望為了台灣人民的福祉，（1）對政治人物的基本態度，要少用陰謀論、動機論，來揣測他們的決策。（2）給新接任的政治人物一個機會、一些鼓勵、一些等待。不管是哪個黨，首長們的施政成功，就是民眾得利。（3）做人的最後一道防線是：政治人物不能靠「惡鬥」阻礙國家進步，傳媒工作者不能靠「惡報」來增加閱讀率與收視率。
台灣經濟陷入困境是因為政黨惡鬥與媒體惡報。20餘年來的台灣民主史幾乎就是一部在民粹與少數媒體驅動下，內耗與內鬥的紀錄，造成了「產、官、學、民」陷入悲觀、冷漠，不敢發聲之中。
當前的實況是政黨惡鬥已經造成了政策牛步，政治奧步，台灣退步。
今天台灣社會只有靠朝野能做到近年來我提倡的「四步」來克服多重難關。「進一步」來理性獻策；「退一步」來相互折衷；「讓一步」來取得共識；「跨一步」來全力推動。
否則，這架「台灣號」的駕駛，不論是國民黨或民進黨，勢必無法順利地從「新平庸」的跑道上起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