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訪問非洲的露天酒會上，一位大使夫人看到戴高樂紋風不動的軍人站姿，好奇的問他：「您怎麼不像大家一樣抓癢，難道蚊子咬了不癢嗎？」身材魁梧的戴高樂立刻俯身大聲回答說：「蚊子從來不咬戴高樂將軍。」
就憑著這一股異於常人的強烈自信，戴高樂以軍人的單純身份背景，浮沈於法國戰後的混亂政治舞台，並曾經兩度當上法國總統。成為法國近代歷史上，最有魄力，但也頗受爭議的政治領袖。
戴高樂的政治生命崛起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因為不肯追隨當時的法國貝當政府，向德軍投降，反而堅決在海外領導地下組織，繼續對德國抗戰。戰後，他又將法國國際地位，以小國居大位的方式，提升至主導勢力，被視為是拿破崙之後，維持法蘭西榮耀的「民族英雄」。
可是他在戰場上的英勇事蹟，卻擋不住一九六八年學生與工人運動浪潮中，被指為「過度獨裁、不尊重民主」的致命攻擊。在全民投票中慘遭否決，黯然下台，結束他軍人從政的戲劇性生涯。
推行國家主義
戴高樂一向喜歡人們稱他為「將軍」，也非常驕傲自己的軍人出身，甚至時時穿著軍服主持國家大典，所以即使身為法國元首，他的軍人特質仍直接反映在他的執政風格中。自從一九四０年，他首度從倫敦向法國公開廣播，號召法國人民在他的領導下繼續反抗德軍開始，他就一直高舉「國家至上」做為理想使命，在民主政治中大力推行不容置疑的國家主義。
也因此，他一直把自己當成是維持法國利益的「家長」或「父親」，他要確定法國成長過程中不出任何一點差錯。甚至到後期，他也將自己視為法蘭西的代表，當他被迫下台時，他心痛地寫信給朋友：「國家不要我了！法國人拒絕再當法國人了！法蘭西已經不願她再是法蘭西了……」
正因為以「保護者」自居，戴高樂痛恨「妥協」，從不肯為了現實利益稍做讓步，也不願打開胸襟與反對派溝通。面對講究權力均衡的政治體系，他最拿手的卻是「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一九四六年，他擔任法國戰後的臨時政府領袖，因為反對左派政黨進入聯合政府共同執政，憤而突然辭職，幾乎造成法國政局的失控狀態。
一九五一年他成立正式政黨，聲勢浩大地贏得議會中一百二十個席位。卻又因為受不了議會內黨派紛爭，一怒之下，斷絕與議會的溝通、共事，不僅使得他親手培植的黨派，一夕之間瓦解，也斷送了議會裡黨員的政治前途。
他本來也就看不起民意代表，法國參議院是他經常攻擊的對象。他說：「在一個民主制度下，人們沒有權力維持這樣一個什麼也不幹，但有人要做點事，它就出來對抗的團體。參議院總是反對，永遠反對。大戰以來，它一事無成。」
因為拒絕妥協，所以他常給人「一意孤行」的印象，並不時給法國甚至世界製造棘手的難題。
一九六四年，他在總統任內，首開西方自由國家先例，承認共產黨的中共政權，使得全世界的反共決心受到動搖。一九六六年，他更獨排眾議，堅持退出為反共而設立的歐洲防線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使得法國國防、外交一度陷入孤立危機中。
然而戴高樂軍人氣質所特有的果斷和毅力，也使得他在執政期間，極有效率地增強了法國的經濟力量及國際地位。
他不肯「玩弄政治」，沒有一般政客在選票壓力下，虛與委蛇的自私作風。事事心懷「法蘭西榮耀」為前題，樹立政府威信，以國家發展為目標，贏得了歷史的掌聲。
早在一九六二年，他為了謀求法國經濟利益，四處大力鼓吹「歐洲經濟共同體」的功能。如今法國在一九九二年即將實現的「歐洲共同市場」，占有舉足輕重的主導地位，戴高樂當年的辛苦經營功不可沒。
他更在二十多年前，就主張法國應該打破僵局，主動與蘇聯及東歐國家進行貿易及文化交流活動。如今戈巴契夫的開放政策，法國早就做好準備，從中獲取比別人快了一步的經濟利益。
把法國推向世界第一
他也在美國內部反越戰之前，就公開主張美軍應該自越南撤軍。這種積極參與國際事務，勇敢發表外交言論的作風，使得法國具有舉足輕重的特殊身分，直到今天，仍然位居世界舞台的中心角色。
他更不顧和平主義者的激烈反對，堅持法國發展自己的原子武器。一九六０年，法國第一枚原子彈試爆成功，戴高樂興奮地歡呼：「直到今天法國才是真正的又強大又驕傲。」
確實，若沒有強大的國防力量，法國扮演的國際角色恐怕在歷史上會重新改寫。再加上國防發展的武器科技，如今成為法國工業科技的基礎，也為法國賺來排名第一的貿易外匯。
然而時間是殘酷的，屬於戴高樂式的光榮也遲早會因為時代的變遷而過氣。六八年代，反戰、反武力、反經濟擴張、反科技膨脹，年輕人留起長髮、背上嬉皮袋，嚮往世界大同的人道主義和平，也開始反抗戴高樂所代表的一切舊價值觀。
不可分享的權威
戴高樂相信權威領導，雖然反對共產主義，卻欽佩毛澤東在中國製造出來的威勢。而且他認為這種權威是不可分享的，於是當法國逐漸醞釀組織聯合政府時，他寧願冒著失敗的危險，舉行公民投票，希望人民來認可他的絕對權威，否則寧可下台。
這種被認為是「獨裁」的作風，對戰後法國的成長有相當的貢獻，但年輕人需要新的英雄，戴高樂這個上一輩的「權威教皇」儘管有再多自信，也落得下台。
下台一年後，戴高樂動脈破裂而死。他的崛起在於法國時代性的需求，他的離去，也因為時代性的排斥。下台後，他曾對自己的引退做了歷史性的判斷：「我在歷史面前做了一個很好的退場，因為我把全國的注意力吸引到「參與管理」法國前途的問題上來了。」
(取材自法國快訊週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