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組織設置以「教學」為重
凡是對組織理論稍有接觸的人，都會熟悉多年前由哈佛大學一位研究企業史大師，錢德勒所提出一個：「結構追隨策略」的基本命題。到今天，這命題仍有甚大啓發價值，譬如政府曾提出的種種策略，如過去的「發展台灣為亞太營運中心」，或今日的「發展服務產業或文創服務業」。這些策略之成敗，有極大程度取決於政府組織能否符合這些策略的需要，給予實質的推動和支持。同樣地，如果當前所賦予大學的功能，在「教學」外尚有「研究」──或是「服務」──也必須在大學組織方面做出相應的調整。
然而，今天的大學在行政組織方面，基本上，仍是以「教務處」和「學務處」為主幹；其設置，仍是為了支持大學傳統的教學功能；至於院所系組織，基本上也是屬於教師們（faculty）為主體的教學單位，這可以從校務、院務、所務或系務各級會議之組成與職權內容看出。不管何者，都不是設置以配合或支持教師研究計畫之設計。
尤其被視為大學最主要的教學單位：學系組織，更值得探究其功能。依大學法，它乃是大學組織的最基本單位，好像有關教授們活動的什麼事都要歸學系負責，幾乎包辦了所有教學、研究與服務的功能。然而實際上以一般學系，組織簡單而薄弱，並無足以支持教學以外任務的能力。可是不幸地，多年來，人們對於系所這一單位的期待，多得有如希望以同一套衣服，穿了既可上班，又可去參加宴會或晨跑一樣不切實際。
研發組織薄弱 事務請教授「自理」
近年來校園內增設「研發長」或「研發處」這方面職位或組織，但組織編制卻十分薄弱。以對教師最重要的國科會研究計畫而言，教師獲得補助經費後，有關研究團隊之組成，物材採購、進度掌握、文件處理、開會出差與申報經費等這類性質複雜的工作，「研發處」一般是無能為力的。在這情況下，教授們只好倚賴打工或幫忙性質的研究生或臨時招募的助理去做，並沒有像前些所稱有關教學的事，有「教務處」「學務處」這類單位，為教授提供事務性服務工作。
顯然，以目前這種組織，冀望去因應日益繁重而複雜的研究任務是不可能的。結果是，教師拿到了研究計畫，除了經由學校代辦或層轉某些程序性或報銷性工作外，真正屬於研究事務工作必須自理。這樣一來，要教授自己處理他們所不熟悉或無興趣的研究事務性質工作，不但浪費了學者大量精力，而且更可帶來引人入罪的機會。這種一切由教師自理的狀況，使教師有如「靠行」的計程車司機。
設研究事務服務單位 以免因小失大
既然研究已是今日大學的重要任務，就應該提供研究事務方面的服務，讓教授可以專心做研究，設置支持教師們從事研究的組織──如支持傳統上教學功能方面的組織一樣──將種種屬於研究有關的「事務性」工作，交由專業行政人員承做，而不是倚靠研究生或臨時人員匆匆成軍，雜亂做來。
就個人所知，在先進國家的大學商管學院內，即設有Bureau of Business Research這類單位，它們尚可提供教授們在執行調查、分析資料，甚至文字潤飾方面的協助。
人們一定擔心，設置這樣服務單位不免會增加學校人員和經費負擔而認為不宜。實際上，這種顧慮，往往造成「因小失大」的後果，有如多年前大學採購書籍，一般只編購書成本，而不給編目和維護費用。結果書買了，卻不能快速上架，又不能提供使用者利用之方便，反而虛擲了大筆購書經費。同樣道理，在研究預算方面，這種研究行政經費，應可視為支持研究活動的一種必需支出；對於研究者而言，也等於是支付研究服務的一種代價，而不像目前所付給學校的管理費，有如代辦手續的「抽頭」一樣。
令人感慨的是，時至今日，大學已非只限於「教學」一種任務，然而在大學組織方面，仍延續有如蔡元培時代的結構，這才是問題的根本所在。就此而論，目前所發生的報假帳事件，只不過是已經冒出的不幸結果的一端而已。
（作者為元智大學講座教授暨校聘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