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蓬勃的個人電腦時代裡，全球有九成筆電由台灣代工製造。然而，將產業鏈攤開，卻發現台灣廠商的利潤低得可憐。
台灣也有不少廠商很努力，希望創造一條高附加價值的品牌之路，無奈遇上國際大廠祭以專利訴訟，為這條路設下重重關卡。不少人心急如焚地說，台灣科技業必須轉型。由國科會主導，四年一度的「全國科技會議」，將於12月底舉辦，其中一項關鍵主題正是如何解決台灣科技產業與科技研發的困境。
為了讓這四年一次的盛會能開得更有成效，一群來自業界和學界的代表，在會前絞盡腦汁彙整意見，冀望貢獻一些想法，讓台灣的科技能量從目前的低氣壓之中釋放出來，找到未來的方向。
他們是已成立21年的中華民國管理學會的院士們，由現任學會理事長李鍾熙召開這次會議。與會者包括國立政治大學校長吳思華、國立中山大學新光講座教授劉維琪、聯發科董事長蔡明介，以及旺宏總經理盧志遠。
李鍾熙解釋，學會有兩項特色：希望利用管理的方法，讓科技發揮更大功效；其次則是有很多產業界的代表。在李鍾熙主持引導之下，四位院士分別針對台灣該如何面對大陸及韓國的挑戰與威脅、如何擴大台灣研發能量並達到產業化的目標、如何結合中小企業、政府該扮演什麼角色等，一一分析與建議。
建議放寬產創條例 鼓勵創新
其中李鍾熙特別建議放寬「產業創新條例」，「包括台積電在內的許多公司都曾經向我提過，」他說。企業投入研發不可能第一年就有結果，研發投抵應該允許累積至第二年，甚至多年。如果企業將保留盈餘用到研發上，或許也可以提供一些稅率優惠。
同時產創條例只有國內研發可抵稅，國際技術合作的支出或是在海外進行的研發支出都不能抵減，也有討論空間。此次論壇，共集結了七項共識，希望在全國科技會議上能受到重視。包括：
一、要重視科技管理，才能系統性的解決方法。
二、認真學矽谷。
三、活化創新、創業。
四、結合生活，提高民間角色，地方政府跟大學的參與更多。
五、整合上中下游產業鏈，建立平台與聯盟，結合中小企業。
六、政府和民間一同提出及規劃藍圖、願景。
七、鬆綁產創，發揮功能。
下為四位與談人的重點整理：
國立政治大學校長〉吳思華
重視「需求導向」與在地生活連結
雖然台灣近年來，不管是論文數目、專利數目，或是世界上獲獎的情況，客觀數字都在成長，科技實力看似不斷提升；但是如果從實質成果看來，我們在世界上，碰到的競爭對手卻愈來愈多，與別人的差距正在拉大，產業發展面臨不少挑戰。
第一，我們發展出來的技術，無法做系統的轉移，成為有價值的商品或產業。雖然全台學術論文，占全世界論文數2％左右，而且逐年成長，但是知識的競爭，是看內涵、不是看百分比，我們的研究或論文，通常都非常獨立，並沒有整合的概念，像我們很大的研發能量在工研院、中研院或是大學，但通常單點突破的研究非常精采，卻很難整合成有競爭力的力量。
反之，例如像民間大企業台積電、聯發科，他們的研究目的和方向非常清楚，他們的研究成果和最終產品高度相關。
因此我們今天如果能從以前「供給導向」的研究方式，轉變成「需求導向」，先去了解民間或是最終的需求要什麼，而後集合力量，針對需求去研發跟突破，那麼就可能產生更大的力量。
我們也必須放下過去政府主導一切，對半導體產業那種成功典範的想像，民間力量應有更大主導，因為民間最接近終端顧客，也最有商品化、事業化的概念。
第二，科技不僅只科技，要能結合文創與服務。就以迪士尼樂園為例，表面上迪士尼做的是服務業、是觀光旅遊業，但是如果進去體驗，會發現它是極其高科技導向的樂園，雖然前端的服務具有娛樂性，但背後卻是一流的科技，整體更是一個科技結合服務、文創、觀光的系統。
企業不能再「以量取勝」
時至今日，產業發展的形貌，已經不是過去只為了突破某項關鍵技術的思惟，而是要「整合系統發展」，可惜台灣仍停留在製造單一零件，然後以量取勝，卻沒有做水平整合、系統輸出，如果能做到整合型的包裝，去想想科技如何結合生活與服務，會帶來更高附加值的回報。
第三，科技須和土地連結，和人民發生直接關係，能改善人類生活，或是生活更便利。不管是太陽能、還是電動車，台灣研發出許多科技，賣到世界上，卻沒有清楚讓一般民眾感受到科技對生活的益處，另外，我們不該讓科學園區只有科學研究的概念，而是應轉變成結合創新、創意的優質的生活園區，像世界上許多科學園區，能兼具科研、生活與觀光。
我們的科技專案一年花近千億，但是都只專注在科技，卻沒有想過管理或整合，也沒想過「管理」該花錢，讓科技和生活連結，而不是科技、商業、文化的專家各做各的，三足分立。
總之，現在應思考，台灣的科技發展，怎麼能回到需求導向，怎樣能做到系統輸出，怎麼樣可以跟在地的生活與人民，產生有更緊密的連結，如果這三件事情能更落實的話，以台灣產業的堅實基礎，一定能為科技創造更大的附加價值！（鄭婷方整理）
聯發科董事長〉蔡明介
應以「管理」為基礎 全面整合系統
聯發科是一家IC設計公司，我發現，同仁比較缺乏的就是系統架構（system architecture）的概念與長期計畫。這就是科技管理，產品不只是把它做出來而已。
科技業過去是Wintel主導（指英特爾和微軟），台灣廠商在水平分工的時代抓到很好的機會。
台灣產業在發展過程中，傾向直接購買技術授權，賺錢就好。比較沒有認真的去思考要投資把技術做好。
但科技是需要長期投入的，當初如果不是工研院，不會有人想投入半導體。韓國與台灣的本質不同，韓國有很多大型財團，台灣以中小型為主。要求中小型企業做太多長遠的規畫，是不可能的。要它做研發，做幾年沒結果，當然是做不下去。這是整體社會結構問題。
國科會提出大、小聯盟，呼應多發揮民間影響力，用意不錯，應該也是一個解決的方法。資訊科技產業經過這20、30年的整合，慢慢出現較有良好科技管理經驗概念及資源比較多的公司，有能力去做整合的事情。大聯盟找大型公司，國科會和經濟部投入一些資金來好好做。
可是國科會也面對政治結構問題。像經濟部和國科會常被質詢，要求提出很好的理由，為什麼只給這幾家公司？圖利誰？這是根本政治系統的問題。國科會和經濟部可以說，這是需要有資源和管理經驗的公司，只有大型公司才能做。但立委可能代表不同立場說，小公司也需要啊！
在管理基礎上 弄清優先次序
繼PC代工後，政府投入很多資金在面板、LED、太陽能，但是這幾個產業都不是很理想。政府可以怎麼做？至少可以限制不要投資這麼多。韓國當初整頓汽車產業，規定三星不能投。就像這種關鍵時刻，需要政府發揮力量，但台灣政府沒有。
如果檢討面板、DRAM，也不能說是政府的錯，是產業界執行的問題。
當初兩兆雙星講得太大。我們常常看很多數字指標，只看營收，沒有看中間的附加價值，包括對社會的貢獻、帶來多少高薪工作等。因此我們不一定得談政府應該要做什麼？反而，從過去錯誤的經驗，可以談政府不要做什麼、不要再做什麼？
關於台灣產業結構問題，我還有一個觀察。是不是也可以朝向更全面的系統整合邁進？例如台中的機械工業不錯，在資訊科技普及時代，傳統產學可以跟科技結合。
又如，現在醫療很重要，我們發現台灣醫療專業不錯，卻沒有醫療設備的產業。這所需的時間更長，人才也需要很多，一般企業不敢做。這也是台灣過去一直存在的問題，需要時間比較長的、要投錢的、風險較高的，大家都害怕。政府和學校在這個部分就可以發揮功能，獎勵也好，選擇幾個比較重點性的來做。
科技政策裡頭，過去都是講科技發展，現在應該回到管理的基礎上，把優先順序弄清楚，回到管理來看科技。（呂愛麗整理）
國立中山大學企管系專任暨新光講座教授〉劉維琪
設立專門平台 以專利來進行整合
我們和韓國的情形不同，韓國政府和大企業之間的合作是相當緊密。台灣是中小企業，一個政府很難跟那麼多中小企業合作很緊密。
我們需要一個中間的平台。這個平台整合產業界、學界、研究單位，讓中小企業在這個平台協助下，慢慢滋長。
我舉個例子，我們有很多專利，但是商業化卻不夠。很多學校申請了很多專利，卻未必有足夠的經費去維護它。有一次偶然機會，得知耶魯大學醫學院有一個技術移轉辦公室，雇了很多不同領域的專家，幫教授們的技術專利推銷出去，還來到台灣開說明會。台灣的學校沒有這樣的力量，每年繳費恐怕就有困難。
如果有一個平台，由工研院或任何一個非營利的團體出面協助，讓許多專利商品化，有些中小企業也許就可以用到。
利用專利可以做很多整合的事情。產學研緊密整合，會發生很多效果。開科技會議，或許可以藉機研究幾個主題，譬如台灣有那麼多摩托車，造成高度汙染，有沒有可能談一個專案，逐年把這些摩托車換成電動機車？當然這裡面不只涉及技術問題，還有政治、社會問題。如果有這麼一個專案，這才是有感，民眾會覺得與他的生活息息相關。
以色列有一家公司叫Better Place，電動汽車的車主不擁有電池，有很多充電站可更換電池，或充電。這個模式已經推廣至澳洲墨爾本、美國一些州。這個模式推行的時候一定有很多問題，但卻可以發展出許多商機。
類似這樣的主題，若產官研開始一起研究。四年後下一個科技會議，就有很多很好的成果。
產官研結合 才能鼓勵創新
台灣過去創新、創業展現了一些成果，最近幾年好像沉悶了一點，如果從創投成立的家數、投資的金額來看，這兩三年都明顯遞減。對比大陸剛好相反，這幾年大陸有一個名詞滿紅的叫「科技金融」。甚至在沒有工業銀行的政策制度之下，大陸特別批准矽谷一家銀行，Silicon Valley Bank，這其實就是我們的工業銀行，與上海浦東銀行在上海成立一家子公司，專門做科技金融。
台灣科技金融體系，目前遇到很多障礙。開發和工業銀行過去培養了很多這方面人才，現在英雄無用武之地。我擔心，他們以後會被大陸挖走。
我很贊成盧志遠總經理說的，學矽谷。矽谷經過網路泡沫、金融海嘯，創新、創業氛圍至今還是全世界最好的。上個月我看《經濟學人》報導，矽谷還是創新、創業之都，無法被撼動。科技一直轉變，不論哪一種科技公司，還是找矽谷作為設立地點。
談如何鼓勵創新、創業。產官研如何結合起來，就變成很重要。從一個傳統校園內的教學研究，走出社會，需要很多支持，包括企業支持，研究單位支持。
我最近在研究，為什麼台南市在《遠見》的縣市長施政滿意度上評比這麼高，發現他們很多施政很有創意。政府資源有限，就去整合地方、學校及非營利組織，甚至中小企業，可以成就不少事。就像剛剛提到的電動機車，台南市正要做一個實驗，劃了一個區域，將來那個區域要推行電動車。（呂愛麗整理）
旺宏總經理〉盧志遠
台灣科技業可學矽谷模式發展
台灣近年來愈發重視智慧財產權的申請專利者眾，但我覺得大多數人申請專利，都還是抱持著讀文憑、搞文憑那種心態，好像愈多愈好，可是並沒有去思考是否必要去拚這麼多專利，畢竟專利的維護也是一大筆費用。
其實專利的「內涵」才最重要的，一個厲害的專利，能打敗1萬個一般專利。而通常大公司來找你，說你侵犯他們專利時，都只會拿一兩個專利出來，然後你就必須付出非常鉅額的授權費。
就以旺宏電子來說，專利也不少，有7000多個，根據專業調查研究機構，美國專利委員會（The Patent Board）評比，以數量、專利的技術價值來說，旺宏的科技實力排名全球第18名，我們自稱台灣第一。但我們要把這些專利商品化，甚至變成有攻擊力道的產品，卻都還差得很遠，因此從擁有專利，到生產出最後一哩的終端產品，有一條非常長的路。
發明燈泡的人並不是愛迪生
我們常說愛迪生發明電燈泡（白熾燈），這並不正確，愛迪生電燈泡的專利，其實是跟英國人買來的，只是愛迪生加以改良、發揚光大，他最大成就是發現用鎢絲，代替碳絲，燈泡壽命會更長久，也讓燈泡能商業化。直到今日電燈泡裡用的都還是鎢絲，而人們記得的也是愛迪生。
連偉大的發明家愛迪生都買過專利，因此買專利並不可恥，購買時能不能「識貨」才是關鍵。這又好像夏普的老總曾跟我說，三星當年就是跟夏普買了DRAM專利，但是今天想到DRAM，只知道三星做得很成功，卻不會想到夏普，因為韓國人花錢買技術後，能以此為基礎，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往前走。
台灣人也很喜歡去買技術授權，只不過我們總是有需求才去買，做出產品後趕緊出貨賺錢，下一次碰到有什麼技術難以突破時，又再向外買技術，我們幾乎很少想到要把買來的技術改良，或是在這專利之中再去鑽研，難有創新及累積。
最近我又重新看了紀錄片「大國崛起」，對荷蘭那一集感觸特別深刻，因為他以小國之姿，卻一度掌握全球經濟命脈，在17世紀時是世界的中心。荷蘭的崛起，要講到以漁業起家的他們，怎能在爭奪自然資源中勝出？他們有個漁夫發明了能用一把小刀，一刀把鯡魚腸肚清理乾淨的方法，速度之快無人能及，正因為這「一刀殺鯡魚」，荷蘭的鯡魚罐頭能快速行銷全世界。
又荷蘭還在17世紀初，就成立了全世界第一個股票交易所。現在全球半導體業最關鍵的微影技術也抓在荷蘭艾司摩爾公司（ASML）手裡，吸引像台積電、三星、英特爾這些大公司趕快去入股，所以荷蘭人是有技術，又會做商人，也就是有科技，又會管理、行銷。
什麼都學一半才會問題叢生
談到台灣的創投很辛苦，但我認為，創投是我們創投結構不對，美國的創投是「有限合夥」制，訂定一定時間，通常是七到十年就計算盈虧，有退場機制，是有限責任、有限合夥。
但是台灣的創投卻當公司經營，結束時必須依公司法程序，才能分配盈餘。台灣創投沒學習美國人的創投精神，所以創投在台灣，等於生下來就不對。
前一陣子證所稅鬧得最兇是因為IPO要繳稅，那時舉國嘩然，因為大家說這會殺傷創新，好不容易要上市了，稅這麼重，怎麼受得了？
但是在美國，公司要上市的時候是課40％稅，怎麼人家不覺得傷害創投及創新？問題出在台灣公司法，以及新公司創辦人的技術股只能拿15％，但像美國英特爾、臉書那些創辦人能拿到20～30％的股票，早就發大財，所以不在乎上市課多少稅。
我們學很多東西都學一半，才問題叢生，我主張看到好的制度要全抄，千萬別只抄半套，一定要讓整個制度開始改變，後面才改良，否則只抄半套，一下子被汙名化，後面就做不下去了。
像台灣的科技業與民族性，跟矽谷是很合的，應該循著矽谷模式，矽谷怎麼做，我們就先全部學來。（鄭婷方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