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同一天，台灣第一大民營企業與大陸前幾大出口企業、鴻海科技集團董事長郭台銘，邀請大陸最知名經濟學家吳敬璉來台，由《遠見》雜誌與鴻海科技集團新成立的大漢溪智庫共同舉辦「兩岸經貿大未來論壇」。
由於這是閉門論壇，聽眾均是受邀出席，包括經濟學家、兩岸專家，如台北論壇董事長蘇起、經濟學家馬凱等人以及鴻海的幹部們，但聞聲而至的台灣各大媒體仍在當天下午2點開始，聚集於新北市土城大漢溪旁的鴻海總部門口。
郭台銘上台致詞時指出，他在大陸投資20多年，久聞吳敬璉，但這還是第一次見到他本人，「他已經80多歲，看起來還非常健康，也告訴我還有很長一段時間可以工作，」語畢，現場大笑。
他還說到，當初到大陸投資時，因為台灣政府限制很多，因此到大陸才叫Foxconn富士康，取富而多士而健康的意思。話峰一轉，「翻過來念，就是康師傅（康士富）」，再一次全堂大笑。
截至2012年10月，富士康全球員工已經超過135萬人，但有感中國人口紅利面臨消失，郭台銘希望能跟吳敬璉多請教中國未來的經濟問題。
郭台銘：我可寫《大風大浪》
兩年前，富士康大陸工廠發生多起員工跳樓自殺事件，成為國際新聞焦點。當時郭台銘成立「愛心平安工程」，親自住在廠區三個半月，用最土的方法，兩個禮拜內在所有宿舍鋪了110萬平方米的繩子來保障員工安全。
他同時還邀請台灣舞蹈家去深圳，每天晚上帶民工跳舞、休閒。然後到宿舍找沒有參加活動的民工，「因為後來實務發現，會跳樓的民工是不會去參加休閒活動的。」
幾年下來，他笑稱可以寫幾本大陸農民子弟工的心理學。「如果知名作家龍應台撰寫《大江大海》，那麼我也可以寫一本《大風大浪》了！」
他也感歎，現在的民工其實並不是農民工，農民工手心是向下的，是農民；但年輕一輩不是農民，沒有一個人做過農業，沒有人拿過鋤頭，手心是向上的，這跟一胎化有關係。
要如何務實地管理大陸100多萬員工？他謙虛地說，他其實也是邊摸石頭邊過河，從做中學。
講到兩岸經貿，郭台銘說到：「台商走過很多障礙的路，2005年連戰第一次破冰之旅，我坐第一排，連方瑀都叫我郭同學，因為那時我都在第一排被媒體拍照。」
「現在兩岸經濟交流，已經很順利，台商去一大堆，連戰又找我，我說我不要去，雪中送炭才要去，錦上添花我不要去」。
在郭台銘致詞後，即由吳敬璉針對大陸經濟發展進程發表專題演說，以下為演講精華摘要：
制度改革是經濟轉型的關鍵
從2011年開始，十二五成為大陸非常重要的歷史轉折期，也面臨許多需要解決的問題，許多台商都身在其中。
十二五最重要精神有二，第一，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第二，制度改革是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主要動力。
大陸從1970年代末期開始進行改革開放，在以前是蘇聯式的集中計畫經濟體制，這個體制很不順，沒有找出能夠維持穩定增長的導論。
但改革開放後，特別是1990年以後，曾經有很多討論，希望建立市場經濟，但該是怎樣的市場經濟？是英美式，還是亞洲式？官員們大多贊成東亞式的、所謂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但長遠目標還是要建立成熟的英美或歐洲的自由市場經濟。
但這個方向到了20世紀末期就出現問題了。在政府掌握資源的情況下，政府要營造高GDP的增長速度，最簡單的辦法就是大量投資。
西方國家19世紀就使用這個辦法，蘇聯一直用這個辦法，但這方法容易造成資源浪費。同時也產生兩個問題，一是投資率愈來愈高，造成產能過盛，但消費率愈來愈低，民眾非但不能共享增長所帶來的福利，反而造成貧富差距愈形擴大。
此外，在建設社會方面，因為政府掌握的資源太多，介入了經濟活動，政府跨界了、腐敗了，雖然用嚴刑峻法，但不能制止。
中國到了第九個五年（九五）計畫，黨中央和人民代表大會討論時，就已經了解到，如果體制不轉變，這個增長方式也轉變不了，所以九五計畫提出兩個根本轉變，一是向市場經濟轉變，第二靠效率提高驅動經濟增長。
本世紀初期 中國優勢漸消失
但是到了第十個五年（十五）計畫時發生了逆轉，因為21世紀初期，改革成果充分的顯現，日子過得非常好，好到人們不願意再動了。
另一方面，因為大陸城市化速度加快，政府拿到了一個很大的資源：土地。土地是集體國有的，掌握在幹部手裡，所以城市化的過程中，有爭地的問題，就是把農村土地改成城市土地，而且價值非常低。
這樣一來，政府手裡就掌握了非常龐大的土地，當時到現在，土地差價大概至少是20兆人民幣，政府就用這個錢來投資資本密集型的產業，幾十天、很快就可以建一個汽車廠。
到了十一五，有兩種聲音出來了，一種說照著這個路子走，中國經濟很快能發達；另外一種聲音說不行了，問題愈來愈嚴重，結果，後一種意見占了上風。其實21世紀初期，中國許多優勢都漸漸消失了。2006年時，社會科學院經過三年調查就發現，農村的勞動力可以轉移出來的，基本上都已經轉移。
過去土地價格太低了，所以浪費得很嚴重，人口城市化的速度比起土地城市化的速度慢得多。但到了本世紀，土地就變得非常緊張。
原來的優勢盡失，必須掌握新的優勢。所以十一五就規定了，要把「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做為主線。
但十一五執行效果不好，原因是政府仍主導資源配置，第二是把GDP增長看成政績的主要表現。光這兩條就使得各級政府動用自己支配資源的權力，去營造高速增長。
到最後一年了，國務院就很著急，胡錦濤總書記在某層級幹部以上，有一個專門談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講習班，他就強調，要加快經濟發展方式的改變，刻不容緩。
中國高速增長奇蹟成本過高
十二五今年是第二年了，比以前有進展，第一是提升製造業，第二就是發展服務業，特別是生產服務業，第三就是要發展戰略新興產業。
這幾個方面雖然都有進步，但是進度仍不夠快。另外，還有一個問題是成本太高。這一年多來，關於為什麼轉變不盡如人意有很多討論，歸咎到體制的障礙改得不多。
例如高鐵，成就輝煌，但是成本龐大，用這樣一種方式來使用資源不但浪費，而且腐敗非常嚴重，一個高鐵就要多2兆元的債務，再來幾個這樣的所謂的奇蹟，不得了。
重慶（薄熙來）這樣的事件暴露以後，這個高速增長的奇蹟，人們也就打問號了。
重慶連續四年平均GDP增長14％，人行道上行道樹都改成了白果樹，非常的漂亮，但花了多少錢呢？最低的一個統計，花300億，因為這個書記（薄熙來）喜歡白果樹。
大陸投資比重占50％左右，世界歷史上面從來沒有這樣，過去有很大問題的大躍進，當時最高也就是35％，日本在高速增長時期最高也只有34％。因此衍生很多問題。
所以要「理順」，理順就是按照十二五，先全面的推進改革，這是唯一的出路，我想在大陸上多數人是同意這個觀點。
我在1998年提出「權貴資本主義」，那是一種現象。到了21世紀，我又提出一個想法，當權貴資本主義做大，民粹論調就會很受歡迎，只要有一個野心家登高一呼說打土豪、分田地，馬上就喚起工農千百萬，而這就是文革復辟。
這不是一種想像，而是一種現實，而特別的是有一些人是很真誠地要求社會公正。還有一種人，他本身就是權貴資本主義，同時又用民粹主義的口號去引導群眾，把群眾引導到反市場、反民主的道路上去。
我覺得，就是政府應該做政府該做的事情，而市場做市場該做的事。
而現在的問題則是政府越界。政府做了許多不該管的事，可是，政府應該要做的事情，可又沒做好。
觀點交流論壇
有能的政府，經濟發展就會強
在兩岸經貿大未來論壇中，吳敬璉演講完後，由《遠見》創辦人高希均教授主持，吳敬璉與知名主持人陳文茜、上海交通大學策略與危機研究所所長邱毅，以及經濟學家馬凱進行交叉論壇，以及來賓的精采回應：
名主持人陳文茜：
若出口模式無以為繼，有何對策？
我覺得吳教授很難得地從歷史上的回顧，談中國經濟的增長方式，在意識型態的洪流中，如何尋求突破。但我要提出疑問，若是大陸經濟結構轉成功了，是否對這個國家是好事，針對這些事我都想要打問號。
所有東亞國家經濟的崛起，都是他的state（政府）非常強時。台灣經濟很強的時候，也正是state最強時，當台灣state弱化了，就是經濟走下坡的時候。
日本也如此，郭台銘董事長投資夏普，夏普以前對台灣來說，就像是以前從小做夢也追不到的林青霞，現在居然要娶她，已經都到門口了。可是現在她快要破產了，還到處借錢欠債。而反觀韓國，他的state始終很強。
過去除了歐美國家，每個經濟體的崛起，答案都是出口、出口、出口，當以出口為增長的模式在大陸無以為繼時，該怎麼辦？
第二是改革。關於重慶白果樹的問題，林毅夫，我看到他講一樣的話，林毅夫說大陸如果不在十二五以後，進行徹底反貪腐的改革，大陸的經濟模式，是沒有辦法持續下去的。
理由是任何一個國家，本來該做的投資建設，卻因為背後的貪腐，使得人民開始質疑，這個重大投資建設，正當性在哪裡？導致國家該走的路、該辦的奧運、該做的城市改造，因為人民懷疑而被統統否定，政府變得做每件事情都舉步維艱，沒辦法做它該做的事情。
前立委、上海交大策略與危機研究所所長
邱毅：談大未來前 須先打通小環節
今天的題目兩岸經貿大未來，訂得非常得好，讓我很振奮很有信心。可是既然有大未來，就會有小障礙，就要打通小環節。
首先，怎麼打通小環節？大陸最近經濟結構在調整，很多台商都講，這幾年的環境不一樣了，公安要求的標準不一樣了，環保的要求愈來愈高，「勞動合同法」出爐了以後，勞動的管理要求也愈來愈嚴格。
所以台商現在有三條路線可以走。一條就是往內陸去，第二條是往東南亞走，第三個就是鮭魚返鄉，回台灣。
但台商如果把往內陸移動，當然和十二五的發展方向是吻合的，但是會遇到內陸的地方保護主義。我不願意用地頭蛇來形容，可是就是會遇到許多障礙。
我想借用吳教授提到的「理順」這兩個字，理順是經濟學上提到的交易成本，我希望在大陸經營下去，我的交易成本是低的，我希望能夠很順暢地把企業的才能發揮出來，我覺得這一點非常非常重要。
第二個問題是，在江陳會通過了「兩岸投資保障協議」後，很多人都說這是一場及時雨，不管是台商或大陸企業都得到了相當的保障。
可是，事實情況是，我發現，我感覺到這個條例只是在原來的合同糾紛裡面，炒冷飯而已，這就是沒打通的小環節。
事實上很多台商智財被剽竊，人才被集體挖角，被商業間諜竊取公司重要的研發資料，然後對方有了這些資訊與人才後，回過頭去搶奪台商的生意與市場，等到打官司時，你會發現，在地方保護主義的壓力下，法制不透明，太多程序刁難的狀況下，兩岸投保條例對這些台商非合同的糾紛，根本無濟於事。
經濟學家馬凱：
政府大小不重要 只要「有能」經濟就會強
我聽吳教授演講，最大的感觸是讓我想到老子的一句話，「治大國如烹小鮮」，你把一尾小魚放在鍋裡慢慢地煮，如果不斷地用筷子去撥去攪，有可能全攪爛了。所以我的感覺是，從十一五到十二五，這個筷子放進去太多次了，而且政府主導角色放得太重了。
我認為今天大陸經濟的問題，就是把一盆原來燒得很好的菜，提前把鍋蓋掀開，提前攪和，結果攪和得一塌糊塗。最簡單的例子，就是改變經濟發展模式這個事情。
我覺得改變模式這個事情，說起來是滿好聽的，或者說，要提升產業水準，也滿好聽的。但是這幾句話，台灣這幾年實驗是沒有成功的。只有最後當所有加工業離開的時候，產業升級就成功了。但是台灣經濟也就一落千丈了。
今天大陸也正往這條道路走，在世界工廠還沒有走到落幕時，是政府的力量強加在上面，讓它加速滅亡。
另外剛才陳文茜提到，根據東亞經驗，政府強，國家經濟發展就強；政府弱，國家經濟發展就弱。其實這個是所有經濟學家不斷地在討論的問題，到底是威權體制有利於發展，還是民主體制有利於發展？這兩個說法其實都是錯的，正確地來說，有能的政府，經濟發展就會強；無能的政府，經濟發展就會弱。
全世界最成功的經驗是香港回歸前，它是全世界公認最自由的經濟體，它的政府是最小的，但是官員能力可能全世界最強，讓香港經濟起來。
第二個例子是新加坡，它是一個大政府，官員能力超強，所以這個超強的政府儘管主導一切，但是管理得還不錯。
今天不論是台灣，還是日本或中國，面對的是另外一個極端，就是無論政府大，或者小，都非常地沒有能力，當然國家經濟才會一敗塗地。
我覺得全世界的政府，都要拿台灣作為殷鑒，不要讓你的政府變成無能的政府。這是我本次最誠摯的一些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