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遠見》刊登前衛生署長楊志良先生〈分配是台灣刻骨銘心的問題〉（以下簡稱楊文），楊前署長是本人非常尊敬的前輩，他對於我國健保體系的發展及對於徵收健保費用的堅持，本人都非常的同意與敬佩。我跟很多人一樣，都認為楊前署長是少數代表台灣良心的人士。
然而，這篇文章中，雖然有很多觀點本人同意，但也有一些是做為經濟學者及在學校教書的老師看來，必要加以澄清的觀點。
首先，在楊文中指出，分配不均是台灣刻骨銘心的問題，他指出很多時候，即使經濟不成長，只要改善所得分配，也可以提高經濟福利。比方說，讓郭台銘先生減少1萬元，轉給貧窮的家庭，前者的損失幾乎沒有感覺，但後者的效用卻很高，透過所得分配的改善來增加整體經濟福利。
◇重點是：如何分配才最適當？
這種說法完全正確，而且在大一經濟學原理中就有很多的討論。但是，問題不在於是否移轉，問題在於要移轉多少才是最適當的？比方說，移轉1萬元就夠了嗎？太多或是太少？說得更嚴重一點，是否應該對郭先生課更多的稅，讓他的所得與另外一個家庭的所得一樣呢？如果郭先生的所得都被課走，請問他還會有意願努力打拚嗎？如果不能有完全的平均，請問對郭先生應該課多少才會最合適的呢？也就是說，在租稅公平與工作誘因（及工作效率）間，該如何取得平衡？
這些問題在經濟學中已經有很多的討論，現在所採用的累進稅率，其實就是依這種精神建立的。在經過累進稅率課稅後，能讓所得分配改善多少呢？
依主計處的數據來看，以最常用的五分位所得倍數計算，2000年在政府移轉收支之前，最高所得家庭所得倍數是最低所得家庭的6.57倍，經過政府的移轉支付後，兩者的所得倍數減少到5.55倍，所得差距改善了 1.02倍。在2011年時，在政府移轉收支前，最高所得家庭的所得倍數是最低所得家庭的7.75倍，但經過移轉支付後，所得倍數減少到6.17倍，所得差距改善了1.59倍。
◇10年來，所得分配已漸有改善
但是因為在改善之後的所得倍數由十年前的5.55倍，增加去年的6.17倍，所以國人仍然感到所得分配是在惡化的；但是，如果看政府改善所得分配的結果，是由1.02倍增加到1.59倍，其實政府改善所得分配惡化的情況，做得比十年前多。
其次，楊文提及目前國人交稅占GDP的比重是全球最低的國家之一，甚至只有韓國的一半。（其實，韓國人租稅負擔比我們還重，但所得分配還是比台灣差了很多！）而且國人受薪階級交稅占所有稅收75％，因此他認為富人繳的稅太少。我大致同意這種說法，但是其中有幾個地方必須澄清。
國人繳稅的負擔的確比其他國家低很多，應該再多交稅，這個觀點我完全同意，而且希望政府能更努力擴大稅基。但是，如果仔細去看租稅收入的結構時，最重要的所得稅裡面，達到稅率最高級距（40％）的家庭只占所有交稅家庭的0.7％。依資料顯示，這些0.7％家庭所繳的所得稅占全部所得稅稅收的70％！也就是說，楊文所聲稱受薪家庭交納75％的租稅當中，其實大部分由這些高所得家庭所交納！而且大部分來自薪資所得。
◇解法：提高資本利得與財產稅
或許讀者會問，雖然高所得繳的所得稅很多，為什麼台灣的租稅收入比例相對於其他國家，還是低很多呢？答案很簡單，就是資本利得稅與財產稅課得太少，這些都是標準的富人稅，包括之前爭議很大的股票交易所得稅、不動產增值稅；另外，國外許多國家課有重稅的財產稅等等。
比方說，美國一些大城市中，每年的房屋稅是依市價課徵1％，若以台北豪宅的代表帝寶每戶約2億元計算，1％的財產稅就是一年200萬元！8月初，台灣實施不動產交易實價登制度，未來把不動產課稅的稅基逐漸接近實際交易價格後，應有機會實施不動產依實際交易價格來課稅。
目前台灣所得分配惡化的過程中，其實有一大部分是因為財產分配惡化所造成，其中不動產價格高漲與分配不均是造成財富分配惡化的最主要理由。因此，未來要改善所得分配時，如何針對財富及其帶動的所得進行課稅，才是政府應該要努力改革的方向。
無論如何，我同意楊文所說，現在國人的租稅負擔太低，應該要設法提高國人的租稅，可以讓政府有更多的經費用在社會福利及健保給付，一方面也可以改善逐漸惡化中的所得分配。
但是，我要指出的是，在未來增加租稅收入的同時，也應該注意租稅的公平性，尤其是現階段太低的資本利得稅及財產稅等等，都應該是未來租稅結構中努力去改革的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