夕陽下，沙漠似血，孤伶伶的公路上只有一輛三菱九人小卡車穿越。開車的先生，是一位經歷過以色列建國以來所有戰爭的退休上校(他母親在一九四八年耶路撒冷郊區的一次戰鬥中殉難)，談起美國特戰部隊拯救伊朗人質機毀人亡的失敗往事，美國中央情報局在中東的辦事能力，簡直像溫室的小孩子玩家家酒一樣粗糙。
只要接觸以色列情報活動的紀錄，到處部是近代情報史上的經典之作：
莫薩特突擊
安特比機場事件。在嚴密軍事情報作業下，以色列特別部隊飛越三千五百公里，趁夜色突擊非洲的烏干達安特比機場，救回一百零三名人質，刻畫出反恐怖活動的分水嶺。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屠殺猶太人的指揮官躲藏在阿根廷；洩漏以色列核子武器機密的猶太人工程師隱居英國。以色列的情報局莫薩特(Mossad)派出小組，一一把他們綁回以色列接受司法審判。
法國在一九六七年禁運幻象戰機給以色列，切斷以色列空軍命脈(幻象戰機是當時以色列空軍主力機種)，莫薩特派出龐大特勤組，偷取全部共二十萬張幻象戰機藍圖，或功地自行仿製。
中東六日戰爭，埃及在機場放置假戰機掩敵耳目，但以色列空軍早已獲得軍事情報，突擊時逐架命中真戰機，假戰機完好無損。
以色列的情報活動為什麼那麼高明？為什麼有時候不擇手段，在國際上爭議不斷？從飯店的服務生到希伯來大學的教授，衝口而出的是一樣的答案：「為了求生存，我們別無選擇。」
除了求生存的強烈意志外，猶太社會嚴密的組織力、追根究柢的習慣、兩千年流離附帶而來對世界各地(特別是中東、歐洲、非洲)民情、風俗、語言的熟稔等，結合起來就像曾任情報單位最高首長的夏凱貝(Harkabi)將軍說：「如果以色列是一個愚蠢的國家，就不會做得好情報工作。
小偷行動
早在以色列建國過程裡，情報組織已經發揮過關鍵作用，最著名的一次是「小偷行動」(Operation Thief)。
一九四八年以色列與阿拉伯聯軍之間爆發全面戰爭，敘利亞從捷克添購了六千枝步槍、八百萬發彈藥，準備沿水路由貨船「尼諾號」運回敘利亞，藉此加強軍隊火力，一舉突破以軍武器薄弱的北方防線，直取地中海沿岸的心臟地帶。
在本古里昂命令下，以色列特工先行以假身分到義大利潛伏，趁尼諾號靠港補給之際，派人潛水實施炸沈，還順便打電話通知義大利各大報，嫁禍給當地的共產黨。
但這個詭計顯然沒有成功，因為船上武器都用防水油布包好，依然可用。敘利亞軍官也不氣餒，派人撈起水底的武器彈藥，另雇新船繼續行程。
以色列特工當然緊迫不捨，經過複雜的程序滲透到船員中間，待船一到公海，就把全船武器劫回以色列，化解了亡國之危。當時一位特工曾寫信給朋友談到自己的心情說：「如果行動失敗，歷史不會饒恕我們。」
六０年代後期，以色列國防上另一次危機，也是由情報單位適時予以化解。
六日戰爭之後幾年間，法國總統戴高樂認為以色列是侵略者，實行武器禁運，對高度依賴法製武器的以色列三軍，無疑是致命傷。
於是以色列動員倩報單位，實施兩次全面行動。
第一次是偷幻象機藍圖，對象不是法國，而是選擇較容易入手、獲法國授權製造、擁有全套藍圖的瑞士。
結果以色列成功盜走總重兩噸、體積占滿一個倉庫的藍圖，只有一人失手被擒。兩年半後，當這位特工假釋出獄回國，他親眼看見以色列仿幻象的第一架國造高性能機出廠，速度達音速的兩倍，取名幼獅(Kfir)。
法國丟了五艘快艇
第二步是偷飛彈快艇，不是偷藍圖，而是偷船，而且一偷就是五艘。
這批船原為以色列預訂，在交貨前遭戴高樂總統禁運(當時阿拉伯國家的戰艦已部署飛彈，並擊沈以色列驅逐艦以利亞號，以色列戰艦仍沒有飛彈武裝)。以色列政府下令偷船，派出一百多人的混合特別行動組，以個人身分陸續潛伏到法國Cherbourg港，在風高浪急的平安夜潛伏上船，掛上挪威國旗，冒險脫逃，直航回以色列海法港。
第二天，法國民情譁然，在特別召開內閣的會議上，龐畢度總統指責部下說：「我們看起來像個傻子。」
因為幼獅戰機和飛彈快艇適時填補法國禁運武器的空隙，情報機構扭轉了一次重大國防危機。而以色列在情報戰上擊敗法國的理由也不複雜，對法國，只是丟五艘快艇，生氣一番而已；對以色列，卻是攸關國家存亡、同胞生死的大事。
以色列情報組織，是開國領袖本古里昂創建，由四個不同部門分工組成。
名氣最響的是莫薩特，功能接近美國CIA，專責海外情報及特別任務。莫薩特的首長直接向總理負責，地位最高，同時是情報首長聯席會議的召集人兼主席。
辛巴(Shin Bet)則類似台灣的調查局或美國的FBI，負責國內安全及反間諜行動，並專門對付境內的巴勒斯坦反對分子。
正直的欺詐
軍事情報局直屬參謀總長，專門從事敵國滲透與情報蒐集，組織龐大，經費占整個情報支出一半以上。以色列前線的步兵連長，有時會收到一分羅列當前敵軍最新配置的地圖，即出自軍情局的手筆。
此外，警察部門也設有情報特別小組，支援國內安全。
以色列情報首長的名字，列為高度機密，通常在退休若干年之後，才能透露舊時身分。全國也只有極少數官員知道情報組織有多少人，倒是很多人知道莫薩特在一九五二年改組時，只有三個小房間，十二個人，窮到局長秘書都發不出薪水。而改組莫薩特，使它日後成為世界第一流情報組織的大功臣，就是一九五二年接手管事的以撒．赫魯(Isser Harel)。
赫魯被推為以色列情報之父。他是蘇聯猶太移民，做過農夫，以廉潔自律出名，五短身材，每天工作十八小時，並以此要求部下。他畢生都在一個破舊的小房聞辦公，極受部下尊敬，大家都不稱他將軍、局長，連司璣都直接稱其名「以撒」。
以撒．赫魯一上任，就和總理吵了一架，爭取到十倍的年度預算，開始重新訓練人才，全面部署海內外情報網路。他要求部下誠實正直，因為情報員日常所做的事充滿了欺詐與歪道，唯有由誠實正直的人去執行這些歪道，才不會濫用權力，陷國家與組織於險境。
當莫薩特在一九六０年派出人馬遠赴阿根廷，綁架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屠殺猶太人的納粹首腦魏茲蒙(Eichmann)時，部下曾向赫魯建議，一旦事敗，立即就地處決魏茲蒙，被他斷然否決。「我們不是職業殺手，」赫魯當時向部下說。
赫魯的接任人是梅雅．艾密特(Meir Amit)，以色列情報史上第二號人物。
艾密特不像赫魯，他拋棄許多道德包袱，將情報組織經理得像一家公司那樣有彈性，必要時不惜開殺戒。他手創「一三一特勤小組」，專門執行海外特別任務，除了綁架之外，並執行海外殺敵。這類行動，也是以色列情報組織歷年來最受批評的一部分，並在一九七二年慕尼黑奧運會，以色列運動員被巴勒斯坦「黑色九月」恐怖組織屠殺後，達到高潮。
七點四十五分！
屠殺事件發生後幾年，以色列情報單位從傘兵部隊中調殺手，遠赴世界各地，尋我「黑色九月」主謀。最後，「黑色九月」除了最高領袖得倖免外，全部被以色列特工刺殺。莫薩特一位行動組長，也在這場延續多年的間諜戰中身亡。
在艾密特和軍事情報局長耶利夫(A. Yariv)統率下，以色列情報組織的實力，在一九六七年中東「六日戰爭」再創高點。這場以色列獲得軍事全面勝利的戰爭，單是出擊日七時四十五分以色列發動空軍奇襲這個時點，就看到情報組織的巧妙。
一、每天七時四十五分，埃及飛行員副完成晨間飛行，正集體在餐廳進早餐，空防最為鬆懈。
二、機場塔台和雷達站人員經過一夜值班，在八點換班以前，體力和警覺心都降到最低點。
三、埃及地勤人員已經把飛機拖到停機坪，準備當天的飛行任務，而曝露在停機坪的戰機最易被攻擊。
四、埃及高級軍官正在坐車上班的途中，軍事基地只有階級較低的值班軍官，無法即時指揮軍隊應戰。
於是以色列空軍就在七點十四分起飛，七點四十五分準時飛撲埃及十一個機場及其他雷達站的上空。第一波攻勢就摧毀敵軍一九七架飛機，其中的一八九架埃及戰機被摧毀於停機坪及跑道上，成果一如軍事情報局的預料。
在「六日戰爭」最後一日，埃及總統納塞打電話給約旦國王胡笙，商量把戰爭失利的責任歸咎於美國人的秘密介入，以挽回阿拉伯世界的顏面。連這段對話，竟然也被以色列情報組織截聽錄音，並向新聞界公開。
贖罪日輕敵
事隔二十多年，多位參戰的以色列退役軍官在接受「遠見」訪問時仍然一專強調：「兩軍交戰，首重情報。」
如果說一九六七年「六日戰爭」是以色列情報組織的高峰，則一九七三年十月六日爆發的「贖罪日戰爭」無疑是士氣的谷底。
那年十月，儘管以色列所有情報管道都傳來大量戰爭即將爆發的警訊，但都被總其事的軍事情報局長與國防部長一再漠視，埃及與敘利亞得以順利發動奇襲，以色列最後雖然反敗為勝，但已傷亡慘重。
當時傳回來的情報包括：戰爭爆發前一天，五千五百門大炮和火箭被埃及和敘利亞部隊移到前線，埃及全國動員，軍隊紛紛調到邊界，蘇聯武器突然大量運抵阿拉伯國家……等，南戰區情報官甚至急電中央說：「種種跡象顯示，戰爭已無可避免。」但情報首長依舊不理。
戰後追究責任，檢視了情報三大錯誤：一、軍事情報局長和國防部長觀念上先入為主，否定埃及有戰爭意圖；二、情報雖多，但情報分析的幕僚陣容太弱，無法掌握紛雜情報的背後意義；三、、主事者仍沈緬在「六日戰爭」的勝利回憶裡，輕視眼前敵人的作戰能力。
結果，多位情報主管包括國防部長「獨眼將軍」戴陽，都引咎辭職。
雖然後來情報組織力圖振作，完成幾件重大任務，包括拯救安特比機場人質，轟炸伊拉克核子反應器，供應消息以消滅敘利亞部署在黎巴嫩貝卡山谷飛彈陣地，及去年潛赴黎巴嫩綁架回教真主黨領袖歐貝德等，再次吐氣揚眉，但「贖罪日戰爭」的慘痛經驗，仍一再被拿出來檢討。
又因以色列信奉的民主體制，每當情報機關失職或濫權(如五０年代竊聽在野政黨機密，以私刑殺害已被拘禁的巴勒斯坦恐佈分子，在約旦河西岸與迦薩走廊占領區對當地居民濫用權力……等)，都會被國內外輿論口誅筆伐，產生政治風暴，形成社會上一個無形的道德約束力(但以色列官方有時也對這種行動睜隻眼閉隻眼，網開一面，最受國際輿論抨擊)。
如果把視線從中東轉移回台灣，看看自己的情報局、調查局等，可以學習和檢討的事，顯然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