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環境因素：
（1）上任後的金融風暴，打亂了「六三三」的施政承諾；
（2）「八八水災」的處理，動搖了施政信心；
（3）某些媒體及地下電台日以繼夜的偏激責難，扭曲了施政成效。「自我感覺良好」的指責，壓縮了政績辯護空間。
另一方面，
（1）兩岸關係的急速改善，及互信的增強，推動了ECFA以及衍生的和平紅利。
（2）馬政府外交上分寸的掌握，出現了前所未有的「三合一」（美國、日本、中國大陸）的共同希望：馬英九再做一任。
（3）台灣整體性的指標：從痛苦指數到全球競爭力排名都名列前茅。這些都是不容低估的馬政府的重大政績。
領導風格：
（1）四年前接任不到100天，就出現「期望落差」：選民要全面執政的國民黨，快速而強有力地展現政績。但馬式風格的「有所不為」，及細節上的節約和節儉固然令人欣賞；政策上的「大有為」卻在權力節制下，難以施展。即以《蔣介石日記》而言，當總統已公開表示盼望家屬早日協商解決，迄今仍無下文。人民要求的不是「關心」，而是「結果」。
（2）我常稱讚馬總統古今中外知識的淵博，但演講時，辯論時，談話時，引述過多數字，產生「見樹不見林」的枯燥。
（3）律師性格中的嚴謹，使他過分擔心細節中的魔鬼，就難以有時間尋找機會中的天使。
（4）「我什麼都要知道」的周延個性，使自己受困於瑣務之中。總統要有「閣員比我知道得多」，強將手下無弱兵的驕傲。
（5）「潔癖」的執著，減少了對各方人才的延攬。當選後最迫切的工程，就是要推出一個有擔當，有效率、有執行力的執政團隊。
從第一任的「撥亂反正」到第二任的「脫胎換骨」，需要領導人自己風格的調整，也需要選民共同分擔台灣進步的責任。
投票前，選民在嚴格地挑選總統候選人。選舉後，選民也要嚴格地要求自己，在民主政治及市場經濟下，政府最大的責任是提供友善的、有效率的、公平的、工作與生活大環境。社會的進步，更取決於民間的力量來從事各種活動。讓我列舉一些我們自己也應當要做的事：
（1）年輕人少抱怨，多努力。決定自己前途的不是政府的照顧，是自己的奮鬥。
（2）企業家要勇敢地投資，創造自己財富以及增加就業機會。 （3）少子化趨勢下，家長不能慣孩子，要訓練他們擁有閱讀的習慣，及獨立自主的個性。
（4）面對人口老化，除了輔助性的社會照顧，退休者有責任自己做好人生規劃。
（5）照顧弱勢團體及低所得家庭，要有排富條款。高所得者免費享受低所得的社會福利，要儘量減少。
（6）縮短貧富差距，稅率要提高，高所得者必須要多付稅。台灣需要「大企業家」創造財富，更需要「偉大」企業家，分享財富。 要做到這些，就是大家不能再有白吃午餐的心態。
百年來的中國從未有像台灣這樣的民主政治體制；60年來的台灣更從未有過這樣豐沛的民間活力，以及這樣無私、包容、認真的國家領導人。我們現在有機會，經過這次總統大選，凝聚前所未有的共識，匯合力量，把所有的問題看成機會，把所有的機會變成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