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延宕兩年之久的中美北太平洋漁業協定終於草簽時，我方代表團成員中的一位政府官員當場潸然淚下。
當蕭天讚關說疑案愈來愈受到社會大眾矚目，高檢處卻突然應當事人申請，下令移轉全案，改由毫無關係的基隆地檢處偵辦時，桃園地檢處原承辦檢察官撫面痛哭不已。
當余登發命案陷入膠著狀態，兩名勤奮從公的女警奉命詢問一名女學生，竟受到死者家屬諸般指責、懷疑時，兩位女警也不禁悲憤難抑，表示將掛冠求去。
偏離法律常軌
這三樁事情原本相互之間毫無干係，可是卻凸顯出當前這個社會積病的共通表徵－－即過度重視權謀、事事泛政治化，而不肯依循常識與法律來辦事。
中美漁業協定草簽以後，雖然人人都可以用常識來判斷這件事情是一樁「喪權辱國」的安排；學術界也不斷有人分析、研究、大聲疾呼，希望能讓決策者瞭解此約不合國際法，違反國家的大益大利。可是某些政治上有經驗的官員，卻跳不開泛政治化的框框，反指反對中美漁協的人士為「義和團」；而完全無法從國際上共同接受的法律中，尋找出保障本國利益的信心與決心。
在蕭天讚部長涉及高爾夫球場關說疑案中，社會大眾的情緒隨著傳播媒體的案情發展報導，時而緊張、時而低迷，宛若看一部懸疑的政治奪權、官場倫理連續劇。總統與院長間的「兩李鬥爭」、部長與科長間的「謊言比賽」、記者與官員間的「躲迷藏遊戲」、學者與學者間的「辭職、停職與請假之辯」……。似乎這件事情本就是一個政治遊戲，迷失的法律爭議點－－誰是證人？那兒是證據？法律如何規定？媒體有無評論之權？反倒無人深究。
舉世罕見的惡例
至於余登發之猝死，由於余氏本人為一富爭議性的政治人物，其死亡事件就更是徹頭徹尾地被政治化了。不僅國家的司法警察權可以因家屬的偏見而遭減損，由家屬聘請洋醫生來華參與驗屍工作；解剖工作可以因為死者八十歲的胞妹迷信「全屍」，以及圍觀群眾的鼓噪，而被迫取消；就連法醫專家都還不敢斷言的「死因」，也早已有種種不相干的政治人物，言之鑿鑿地公然宣布了。法律的權威與科學的技術，在余案中迄未受到應有的尊重。迷信、愚昧、政治野心，早已在全案的調查過程中，占盡了上風。
這個社會的確病得很嚴重。
為了政治上的「妥協藝術」，中華民國創下了一個世所罕見的惡例，放棄了國家在公海上的主權、尊嚴與利益。為了政治上的「顏面」，中華民國只能眼睜睜地看著一件簡單的司法案件，演變成了一「特權」對抗「特權」的鬧劇。為了政治上的「安定祥和」，中華民國必須要忍受血腥的裸屍圖片被家屬一再展示，洋醫師參與司法警察工作，以及鼓噪群眾左右調查進度。
在野的百姓迷信、愚昧；在朝的官吏只知權謀，不信法律，如果我們的社會再不悚然警惕，及時回歸常識，真正開始力行法治，我們會成為中國歷史上有罪的一代。
(傅崑成為台大法律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