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網路上有二篇非常流行的文章，一篇是台大前文學院院長朱炎博士的〈餓是今生最深的記憶〉，一篇是中央大學洪蘭教授的〈不讓孩子「成年」只會累死父母〉。這兩篇文章不但充分地說明兩代青年不同的生長環境，也說明了台灣今日高學歷，高失業率的主要成因之一。
饑餓與溺愛 造就不同的下一代
朱炎在他的文章中述說，這一代的青年是如何無法想像饑餓的滋味。朱炎是山東流亡學生，打從一出生便飽受饑餓的折磨，即使在大學四年，他仍然是有一頓沒一頓。同學們知道此事以後，會從自己的便當中分一點給他，放假時同學們幫忙收集回家度假學生的飯票，以便朱炎可以在年假中有飯吃。雖然很窮，但是他從來不放棄希望與理想，不顧顛簸坎坷，後來也踏上留學之路，取得博士學位，曾任中研院美國文化研究所所長，台大外文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
40年學術生涯中作育英才無數，開拓西洋文學研究領域，成就非凡。挨餓的日子也使同學們發揮了互助精神，學習到做人的基本道理與日後工作上的團隊精神。
洪蘭文章則述說了她的朋友為響應政府就業輔導政策，雇用了兩名年輕人，但兩人每天遲到早退，遇事則推，擺明反正是短期就業，「我不想學，也不需要管績效。」另一位朋友的兒子在某國立大學畢業已四年之久，但仍然留在家中沒有工作。不是企業沒有給他工作，而是他對所有的工作都不滿意，自認「懷才不遇」，每個工作都工作不到一年便辭職了。
他的人生哲學是「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處處不留爺，爺爺家中住。」在家做大冰箱真好，有住有食，老爸給零用錢，何必到職場去受氣。
洪教授問，國家栽培出來的大學生，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企業不能用，我們要這些學生做什麼？
其實不只大學生是如此，今日台灣的博士生如過江之鯽，滿街都是。
有些人讀博士只是要一張文憑，以便找一個大學教授的職位。
對他們而言，只要出版幾篇SSCI文章便是好學生、好學者，管他研究成果與社會實情是否相符，管他與國家社會有無相關。
學校培養出此種學生，除了累死主管、經建與教育的官員以外，沒有任何其他功能，可憐的經建與教育官員一方面要想盡辦法解決高學歷、高失業的棘手問題，一方面又要因應企業主不斷抱怨沒有人才可用。
年少時享福 就業後吃不了苦
為什麼今日台灣會產生這種「學用」與「訓用」嚴重缺口的問題，洪蘭教授的文章給我們指出了一個重要的啓示：父母的「溺愛」。
在朱炎教授的那一代，國家很窮，父母雖然很愛子女，但沒有資源，只好讓他們自己去打拚。
但今日經濟發展了，社會富裕了，這一代的父母不希望子女過他們成長時的苦日子，於是孩子們伸手錢來，張嘴飯來，父母可以請假排長龍去為子女登記補習班，送子女參加國外昂貴的寒暑假營隊，有時父母還要請假陪他們去寒暑假營隊，生怕他們的子女熱壞了、累壞了、被蚊子咬痛了。送子女出國留學，他們的學雜費、生活零用錢，父母全包，回國時房子已買好等他們入住。被「慣壞」的孩子，如何能到企業界去操勞？「學用缺口」的問題自然會出現，父母「溺愛」的問題一天不解決，高學歷、高失業的問題也難徹底解決。
換言之，高學歷、高失業與「學用缺口」是一個文化的問題，社會風俗的問題，不是經濟的問題，就業機會的問題。此現象也不是台灣所獨有，近日各國的政府都在為青年就業的問題苦惱，學者在比較英、美與德、法青年勞動參與率的差別時，便發現英、美的父母雖然對子女很愛護，但從小便訓練他們獨立的精神，零用錢一半要自己賺，大學學費大部分要自己負責，研究所完全是子女自己的事，父母不負責。有錢人把財產捐給大學，所以英、美的私立大學辦理得非常傑出，不缺財源。
而德、法的父母「溺愛子女」，最低工資要高，工時要短，福利要好，失業國家要提供照顧，造成德、法青年勞動參與率偏低。
雖然德、法的青年不會「爺爺家中住」，也不會向父母伸手要錢，但是他們會向政府要錢，因為社會的福利很好，這是為什麼直到金融海嘯以前，德、法的失業率遠比英、美高。
請培育他們獨立的能力
要解決台灣的高學歷、高失業問題，要從社會和文化的角度著手，改變父母對子女的「溺愛」，協助他們養成獨立自主的精神，讓他們與貧窮的家庭有接觸，體認貧窮家庭的生活。
有錢的父母不要把錢留給子女，要捐給大學，大學辦好了，教育好了，子女便自然會照顧自己，自然會出色。
看看朱炎教授、于宗先院士、孫震校長、鄭崇華董事長，他們是如何從貧窮中奮鬥出來的。
大筆遺產留給小孩不但沒有幫助，還會帶來爭產與法律訴訟，反目成仇。無論是父母或政府的「溺愛」，對青年人都沒有好處，培養他們獨立的能力才是真愛。
（作者為中央大學講座教授兼副校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