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一般人來說，街上的遊民，通常不會是想接近的對象。1970年次的楊運生，卻是個樂於和街友玩在一塊的奇人。從這群一無所有的街友身上，他看到了奇特的價值。
「遊民的生活，比你想的豐富：曾有體育品牌贊助過遊民世足盃，讓各國街友踢足球；前幾天，我也才和一群遊民朋友坐遊覽車，趕去台灣傳統的『出陣頭』活動，有吃又有玩呢！」楊運生說，這些年來他經常到美、日等國旅行觀察遊民，他覺得，這群人活得很自在豁達。
樸素、直率的楊運生，讓已經辦了六屆的雲門流浪者計畫的受贊助者中，第一次出現街友主題，無疑是至今旅行主題最奇特的一個。大多數被贊助者，不是為了追尋藝文成長遠行，就是去偏遠國度做志工。只有他跑去繁華的日本大阪，觀察露宿街頭的遊民。
遊民比上班族活得更自在
他的工作經歷，這幾年一直和遊民很有緣，除了在台北社會局當過遊民服務志工，並曾到舊金山觀察遊民文化，今年，日本致力於遊民研究的大阪市立大學，也找上楊運生做在台合作窗口，儼然成了台灣遊民文化的代言人。 十多年前，楊運生原來從事電視台攝影記者工作，一次去柬埔寨出差的機緣，讓他從忙於工作，漸漸變成會和遊民交朋友的人。
「我是到了當地，才知道要拍街頭遊民，」楊運生說，結果邊拍邊發現，柬埔寨的遊民，有一種是因為戰爭受傷無法工作，還有一種是因為農忙期才有工作，農閒時只好去街上乞討，慢慢瞭解他們之所以流浪街頭，不純粹是不努力，第一次讓他用新角度去觀察。
於是，拍遊民互動的嘗鮮體驗，讓倦怠於工作的楊運生，忽然有新動力。
回台灣後，很快就決定到柬埔寨做志工，這一次待了三個月，直到當地內戰爆發才回台。
「我之前在電視台當攝影記者，每天趕、趕、趕，就為了拍大官一句話，搞到胃潰瘍，老覺得這樣空轉沒意義，」楊運生說，回台後，他在台北社會局短暫做遊民服務。他發現，同樣生活在台北，這些遊民比起上班族竟活得更自在。
遊民少自殺，不比一般人悲觀
「觀察遊民十年，我非常少看到他們自殺，」楊運生說，每個遊民都有不好解決的人生問題，像是離婚、有殘疾、有刑事前科等，大家常常聚在一起笑說「死死算了」，但是最後都還是活下去。
例如他曾經認識一對父子，父親太老，兒子才30歲。他花了很多力氣幫兒子找工作，兒子卻因為種種因素不想幹正職，總是沒幾天，又跟著父親回街頭閒晃，讓楊運生很無奈。可是看到他們身上甚麼都沒有，還是很開心，而且一有錢就慷慨分享給旁人，讓楊運生感受到遊民的樂觀。
「我是個性格很焦慮的人，常擔心老了失業怎麼辦，」可是當他融入遊民的生活，他就明白，最糟，不過就是睡在街頭上。這是過分講究競爭的台灣社會，很難教人領悟的道理。
而楊運生覺得，許多人以為遊民都是好吃懶做，才淪落到這步田地。卻不知道，他們大多曾經努力在這個城市掙扎。他認識的遊民，有當過車床技師、漫畫家、電腦公司老闆等，只是台灣產業汰換太快，這些人的專長不是過時了、就是年紀大了，便只能做些賣勞力的工作。
經過多年遊民觀察後，楊運生去年申請雲門流浪者計畫，到大阪這個日本遊民最多的城市旅行，當初是想看先進國家怎麼解決遊民問題。一開始連相機都不敢拿，怕語言不通，遊民會生氣。後來，他發現遊民拿著協助街友重生的《Big Issue》雜誌，就算一本也賣不出去，還是站在那推銷，就對大阪遊民多了份敬意。
大阪遊民有上萬人，會這樣多，是因為日本泡沫經濟一夕崩盤，讓房地產業也跟著瓦解，許多營建工人淪落到連家都沒有。而當地人從初期只想趕走，到現在認同遊民是命運共同體，願意多給遊民自立的機會，代表了日本社會的進步與寬容。
從遊民生活的探索中，他更明白到一個好的社會，不必讓每個人賺大錢，但要協助每個人活得有尊嚴。
楊運生說，多年和遊民一起旅行，讓自己活得更豁達。他覺得，再先進的科技、都比不上人心的滿足。富裕的台灣人，偶爾也給自己一點自在流浪的機會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