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的夢想，終究只是個夢想，一夥人的共同夢想，最後會美夢成真！」這是一首巴西傳統民謠的歌詞，大人小孩都會唱。
台灣出身、洛杉磯創業、闖出世界首大的記憶體模組公司，金士頓科技（Kingston）創辦人杜紀川，極其巧合的，跟5000個貧民窟小朋友，圓了一個巴西夢。
十年前，杜紀川帶著整貨櫃的記憶體模組產品到巴西參展，順便跟當地長年合作的代理商博感情。一夥人吃飽喝足走在大街上時，無意間看到一個角落，有三個衣著破爛的小孩子，組了一個臨時樂團。他們悠揚的森巴樂風，讓很多人駐足良久，一曲結束後，滿場大聲喝采。
「小朋友們確實有練過，樂器也不是破銅爛鐵，但怎麼會隨便在街上演奏？」心裡好奇的杜紀川，上前一問，才發現這是
「Meninos do Morumbi」樂團
（西班牙文，直譯為「Morumbi的小孩」）的演出前彩排。
小朋友們帶他去見樂團的負責人菲曼達（Flavio Pimenta）。原本就熱愛打鼓的杜紀川，當場忍不住向他討教起來，兩人雖然剛見面，但就像闊別重逢的老友般熟稔起來。
杜紀川在高中時就瘋狂地迷上貓王，為了彈吉他還天天蹺課，最後甚至被師大附中退學，現在他在洛杉磯擁有一個搖滾樂團，平常有空時就會打鼓自娛娛人。50年來，對音樂的熱愛，沒有一刻消褪。
教他們音樂比給他們錢好
「我希望教他們釣魚！」菲曼達當時對杜紀川說，這些貧民窟出身的孩子，很多都沒有錢上學，只能混黑道，一輩子逞兇鬥狠，如果光是給他們錢，一點效果都沒有，「要教他們音樂，有一技之長。」
菲曼達當時就說，樂團非常欠缺經費，所以才會讓小朋友在街頭練習。杜紀川一聽，就立刻掏了腰包，不只贊助樂器，還送了一輛小卡車給樂團。
「有兩個小朋友，最近長大了，進了巴西最好的音樂大學！」杜紀川微笑著說，扭轉貧苦小孩一生的命運，讓他們走上了音樂正路，是他始料未及的。
菲曼達後來正式成立了一個基金會，不只教音樂，也教小朋友跳舞、畫畫、電腦、英文，以及各種體育活動。除了杜紀川持續性贊助外，在拉丁美洲媒體廣為報導後，包括聯合國教科文組織、HP、英國航空等重量級組織與企業，都開始灑錢幫忙。
十年來，菲曼達已經改變了5000個貧苦小朋友的命運。今年4月，美國總統布希參訪巴西之際，也特地要求與菲曼達見面。不太會講英文的他，還特地請杜紀川從南加州飛到聖保羅，跟他一起接待布希。
布希讚他為最棒的美國公民
「你真是最棒的美國公民！」得知杜紀川的洛杉磯背景後、布希當面大聲讚揚他的義舉。
與杜紀川只有一面之緣的布希可能不知道，金士頓的兩個台裔創辦人，一直是太平洋這一頭的台灣知名的傳奇企業家！
四年前，孫大衛曾經慷慨捐出1億元，做為總統大選重新驗票的費用，消息從洛杉磯傳回台北，頓時成了眾家報紙的頭版頭條新聞。
同樣是1億元，但不是台幣，是美元，孫與杜可以拿出來當作員工分紅，平均一個金士頓員工可以分到800萬台幣，連台灣歷年分紅冠軍聯發科都瞠乎其後。
杜紀川前一次受到美國主流媒體廣為報導，則是去年電影《街頭日記》（freedom writer）上演時。這一部由奧斯卡影后希拉蕊史旺主演的勵志片，真人真事改編自洛杉磯長堤市（Long Beach）威爾遜高中一位女老師與150位弱勢學生的人生故事。
捐助弱勢，故事搬上銀幕
這位高中女老師古威爾（Erin Gruwell），在她教學第一年就教到一個放牛班，學生是在幫派、問題家庭、難民等環境中長大的孩子，課堂上充滿暴力與對立，資深老師們都放棄了這一班。
不過，古威爾讓學生們寫日記，透過日記去分享他們內心孤獨與冷漠的世界，慢慢改變了他們的暴戾。
古威爾的先生，正是金士頓的員工，她曾向杜紀川闡述教學理念，希望金士頓能夠捐錢為學生買書、買電腦。
「我問她要買什麼書，她說，買《安妮日記》，」杜紀川回憶說，古威爾老師希望用安妮被納粹欺凌的經驗，讓學生瞭解什麼才是真正的種族歧視。
「後來我還說要自己來演，結果好萊塢拒絕了！」杜紀川笑著說，他一直不喜歡電影中飾演他角色的演員，最近這段故事已經重新拍成紀錄片，他總算得償夙願，親自登上大螢幕了。
紀錄片剛殺青，賺人熱淚的故事，已經被日舞影展（Sundance）選為必看佳片。
杜紀川這一位科技人，兩次的無心插柳，出發點都很簡單，就是一絲善意。小善意，卻一點一滴地默默影響了這麼多弱勢年輕人，邁向坦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