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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法律至今仍規定，夫妻必須使用同一個姓氏，超過95％的情況由女性改姓，日本是少數仍以法律形式要求夫妻同姓的已開發民主國家。強制要求改姓不只是象徵，它影響專業身分、法律文件與社會辨識。
我有一個日本朋友拒絕改姓，最後直接導致婚姻破裂。婚姻中的依附關係，也延伸至日本居住與就業市場。另一位女性，即使已入籍日本、育有子女，在租屋時仍被要求由「日本丈夫」出面簽約，或被房東直接拒絕「不租給外國人」。我自己初到東京找房時，房仲開口的第一句是：「妳有先生嗎？」女性被視為家庭附屬成員，而非獨立個體。當婚姻意味著改姓、職涯中斷與經濟依附，女性對結婚與生育的遲疑，便不難理解。
另外一組令人省思故事是我在美國一位冠夫姓的哈佛學姐：50歲那年，她在瑪莎葡萄園島的家中，發現丈夫與年輕同事出軌。隔天清晨，丈夫要求離婚，隨即離開她與三個孩子。那一年正值疫情高峰，一夕之間她成為單親媽媽，獨自承擔家庭與照顧責任。
她將這段經歷寫成短文，刊登於《紐約時報》的「現代愛情」專欄，獲得巨大迴響。後來她以此為基礎寫成《陌生人》一書，並改回自己的原姓出版。這位女性美麗、聰慧，祖母、母親都是知名名媛，自己是法學院畢業的執業律師，家族背景顯赫，幾乎具備所有「安全」的社會條件。她在接受訪談中坦言，正是這樣的上流社交圈，長期要求女性噤聲，認為「家醜不可外揚」，甚至必須優先保護男性的名聲。
她選擇違逆這套潛規則。寫作並非為了報復前夫，而是為了在婚姻瓦解之後，重新奪回敘事權。她反覆強調，即使擁有財富與地位，也無法確保女性在親密關係中免於傷害。
女性應掌握自主權，活出精采人生
從美國精英社會到日本家庭制度，故事各異，指向的卻是同一個核心現實：即使在資源最充足的階級，有些女性仍被期待為婚姻交出事業、財務控制權與發聲空間。
學姐給女性兩點建議：第一，永遠不要放棄自己的事業，婚後她當賢妻良母，輔佐先生達到華爾街職業生涯巔峰，最後先生跟她爭奪家產醜相百出。第二，永遠不要把財產金錢都交給另一半掌控、投資，女性要擁有財務自主權。
女性一生中最重要的投資，從來不是婚姻、不是配偶，也不只是孩子，而是自身的身心健康、獨立能力，以及持續成長與選擇的可能性。
（作者為國際演奏家，哈佛經濟學士，茱莉亞音樂學院大提琴演奏碩士）